来源：2020-03-17 | 人围观
但是，另外一些领域的法律，如《食品安全法》对惩罚性赔偿的立法设计和相关部门的解释执行，似乎不太强调主观故意。这就很容易导致行政处罚与惩罚性赔偿完全重叠，被罚款和“假一赔十”的责任要件几乎一致，这就会带来问题：一方面，对被处罚人或被告而言，他将可能因完全相同的问题受到两个程序的处理，大大增加了责任负担；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要分别启动两个程序，调查完全相同的问题，亦需不菲的成本。
《21世纪》：在我国，惩罚性赔偿正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向证券、知识产权领域扩展，应该如何避免惩罚性赔偿的负面影响？
赵鹏：惩罚性赔偿扩展到这两个领域，我倒是有所期待。惩罚性赔偿本质上是用司法程序来进行公共规制，司法要追求高质量的公正，但其程序成本其实是很高的；与此对应，行政执法成本更低，致力于公正和效率的平衡。因此，我们的惩罚性赔偿目前主要用于日常消费领域其实有很大的短板。在这种消费频次很高但单位消费额低的场景下，它会激励出巨量的诉讼，但对违法的震慑效应其实有限，整个司法系统难堪重负。其实，这些领域更需要利用行政执法的规模效应。
而在证券、知识产权这些领域，上述问题可能不会那么突出。当然，就像前面谈到的，这个制度的良好运用，需要专业、能动的法院来积极地进行调控。因此，惩罚性赔偿其实对法院的专业能力、能动性要求是很高的，它要求法院能够理解内涵于法律的公共政策。目前，知识产权审判领域，通过这么多年的专业化建设，法院的专业能力应该说是有保障的。但是，证券审判领域可能还需要加大力度建设。
探索与互联网平台建立合作机制
《21世纪》：平台经济中，互联网平台既是市场中的一方，又具有公共属性，这给市场监管带来了哪些挑战？
赵鹏：数字经济崛起，信息的生产、传播、利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也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协作成本大幅度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整个互联网呈现的是快速迭代的技术、不断演化的生态、快速演进的边界，给法律规制带来巨大的挑战。往往一些政策刚制定出来就落后了，细化的管制方案不适应新业态之后，还会制造阻碍。
但平台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治载体，因为它还原了熟人社会的信息环境。早期的熟人社会，法律不用太多介入，因为信息是对称的。城镇化、工业化形成的陌生人社会，只能通过法律或者法律授权的行政部门来保障交易安全。互联网技术对信息的聚集和利用，重建了一个只需要法律适度干预的信任环境，通过平台规则，激励平台机制，从平台自治中总结出最佳实践，在此基础上提炼一般性的法律规则，我想这是未来法律演化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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