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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俞梦孙

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俞梦孙：健康就是战斗力

新华网消息：他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生物医学工程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他攻克了几大世界航空医学界的难题。为了破解这些难题，他冒着生命危险自己乘坐火箭进行弹射试验，在近八十岁高龄时八上青藏高原实地考察、搜集数据。他就是——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第四军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俞梦孙。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新华网和新华社军分社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两院院士谈强军》。今天走进我们演播室的嘉宾，他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生物医学工程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他攻克了几大世界航空医学界的难题。为了破解这些难题，他冒着生命危险自己乘坐火箭进行弹射试验，在近八十岁高龄时八上青藏高原实地考察、搜集数据。是什么信念在支撑他完成这些壮举。在这位老院士的眼中，解放军有哪些新的变化？他心中又怀揣着怎样的强军之梦，这些都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欢迎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第四军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俞梦孙。欢迎您，俞梦孙院士。

俞梦孙：谢谢。你们好。

体能加毅力成就优秀飞行员

主持人：我相信很多网友，尤其是男士，在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梦想——“我要当飞行员”。很多人都很崇拜飞行员，但是对航空医学不是很了解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航空医学都是研究哪些方面？

俞梦孙：飞行员是驾驶飞机到天空中去。起初，飞机可能高度比较低，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跟医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后来逐渐飞机飞得高了，就发现，跟氧气有关系的事情出来了。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候飞机还不算高，座舱还是开的。有一次飞行员出现缺氧的情况，以至于连敌方和我方都分不清了，所以后来便知道要戴面罩了。

主持人：我们知道对身高、视力也有要求。

俞梦孙：太高不行，坐在飞机那里放不下，所以歼击机飞行员身高有一定要求。现在的飞机速度越来越快，飞行高度也高了，且他要完成的事情比原来多的多，现在一架飞机等于一个非常复杂的信息化系统，所以对飞行员要求就高多了。

特别是对他的心理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心理素质的要求在40年代就有人提出来了。我们航空医学研究所是1954年成立的，当时苏联专家建议我们空军一定要成立航空医学研究所。成立初期，航空医学研究所的领导已经认识到，飞行员的心理素质非常重要，要选什么样的人做飞行员呢？除了他身体具备条件以外，还应该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到紧急关头，能把他的能力发挥出来。

主持人：能够作出最正确的判断。

俞梦孙：对，现在看起来，这个要求更高了。随着技术的逐渐完备，比如过去飞机上会缺氧，现在都没有了。过去机动飞行的时候会产生黑视，而现在机动飞行遇到的驾驶压力还是比大的，现在能够达到9个G。9个G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我们地球引力的9倍。我们的血液是原来质量的9倍，相当于重了，这样血就沉下去了。如果做俯冲拉起或者盘旋，这种机动动作的时候，可能会产生黑视，就是眼睛看不到东西了。现在已经有了这种抗荷的装备，使他能够在9个G下，再加上他自己的抗荷能力，可以通过。

主持人：不会产生黑视了？

俞梦孙：不容易产生黑视了，当然不小心也会产生的，甚至搞得不好都会昏迷。现在有装备了，所以都好多了。但是关于心理上的问题，这个是不容易检查出来问题的，所以在挑选飞行员的时候，心理素质、心理品质特别重要，现在已经提到一个很高的要求上了。我想别的行业也有，优秀的职业常常是非常注重心理的。而在飞行员身上，这个问题表现的很突出。

现代空战飞行员不仅当战斗员更要当指挥员

新华网消息：“对于现代空战，飞行员已经不仅仅是一名战斗员，更是一名指挥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俞梦孙说。

俞梦孙是大型访谈栏目《两院院士谈强军》的第三期嘉宾。该栏目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新华网联合制作，旨在结合院士个人专业视角，围绕当前重大军事行动和社会热点话题，深入探讨国防和军队建设历史变迁和最新发展。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俞梦孙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空军装备的飞速发展，对飞行员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

空军诞生之初，飞行员坐在驾驶舱里利用手中的武器进行近距离攻击。“那时候的飞行员更像坐在飞机上的枪手。”俞梦孙说。

空战发展到二战时期，已经演变为成百上千架飞机参战的大机群作战。此时的空战已经有了各种编队攻击队形和较为成熟的作战理论，对飞行员的要求也比以前更高。

随着第三代战机开始服役，虽然仍有近距离格斗这种最传统的空战方式，但作战模式已经变为超视距的远距离厮杀。出现在战场的飞机数量也由大机群向机动灵活的双机或四机编队转变。“科技的发展让现代战机的作战手段多种多样，已经不能再以量取胜了。”俞梦孙说。

现代空战，对飞机的机动性要求更高，飞行员的操作技术对于空战的格局影响弱化，在这种情况下，俞梦孙表示，飞行员要具备较强的指挥技能。

“在这种你不见我、我不见你的空战模式下，飞行员要对战场的整个态势和未来发展变化有明确的分析判断。”俞梦孙说，同时，飞行员还要和预警机、地面部队、防空部队甚至海军保持密切的协同，在各种突发情况下，要有临机处置的应变能力。（杨雷 王瑶）

操作无人机不是打游戏，要具备比飞行员更高的素质

新华网消息：２１世纪的几场局部战争让无人机悄然登上战争的舞台。随着无人机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于无人机“飞行员”充满好奇。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俞梦孙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操纵无人机并不是打游戏，有时需要具备比飞行员更高的素质。

以美国等无人机技术发达国家为例，无人机操作员大部分均来自曾经驾驶过有人战机的飞行员。即使没有驾驶过飞机，在担任无人机操作员之前，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训练。

“无人机操作员要具备飞行员的基本技能。”俞梦孙说，“只有熟悉飞机的飞行规律，无人机操作员才能更好地发挥飞机的效能，完成作战任务。”

操作无人机主要依靠电子屏幕，俞梦孙说，这需要无人机操作员具有更强的战场感知能力。“在没有战场环境和氛围的情况下，无人机操作员要有更强的专注度，及时通过眼前的几块小小的屏幕，发现战场态势变化。”

此外，俞梦孙表示，相比于飞行员，无人机操作员还需要具有更过硬的心理素质。飞行员由于距离和高度的原因， 往往很难真切地看到目标毁伤效果，而无人机操作员可以直观地看到血肉横飞的画面，这会造成比飞行员更为严重的心理压力。（杨雷 石乐乐）

未来医学发展方向应从治病转向维护健康

新华网消息：“未来的医学应该把健康放在首位，关注健康才能带动整个医学的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俞梦孙说。

早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曾预言“２１世纪的医学，不应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医学发展的趋势已由“以治病为目的的对高科技的无限追求”，转向“预防疾病与损伤，维持和提高健康水平”。

“以往人们掉入了疾病的怪圈中，对于医学，关注最多的就是得了病如何诊治。”俞梦孙说，在现代社会，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保持健康、预防疾病的工作中去，通过对个人健康的保障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简单地说，就是不得病、少得病”

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俞梦孙已经开始了对“健康医学”的研究。曾经８次登上青藏高原开展高原病防治研究的俞梦孙表示，有效救治高原病是一方面，更要加强适应性训练，培养肌体适应高原、在高原保持健康的能力。

“第一，要使人能够健康的上高原。第二，要让人健康地逗留在高原，能够完成该完成的任务，特别是今后如果有战争发生，能够担负起作战任务，这个很重要。第三，需要回来的时候，能够健康的回来。”俞梦孙说。

要想实现“健康医学”，俞梦孙表示，现行的医学分科要做到整体分析和细节研究相结合。“有些身体的疾病是整体失调的表现，造成整体失调的原因是身体的不健康。所以要实现人的健康，应该更加注重整体和系统的了解。”（刘燕 石乐乐）

新华网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俞梦孙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相关部门在制定训练计划时，可结合相关医学专家意见，使训练量与士兵的适应能力和特点达到完美结合。

军事训练是将普通人转化为一名士兵的重要手段。超负荷的军事训练容易造成士兵应力性骨折、膝关节损伤和训练性下腰痛等训练伤病。

“军事训练对于刚刚踏入军营的人是新鲜的事物，如果训练不当，就会造成损伤，甚至出人命。”俞梦孙说，训练医学是军事医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俞梦孙表示，军事训练应当加强医学监测，通过科学数据客观衡量训练量。“训练量和士兵的睡眠有直接关系。”俞梦孙说，“睡好觉是适应环境的最重要手段，如果训练强度和刺激过大，就会造成失眠，第二天适应环境的能力就会大大下降。”

“军事训练既要防止走极端，造成对士兵的不必要伤害；又要合理开展训练，避免训练效果不足。”俞梦孙说。

近年来，世界各国军队因为训练量过大而造成的士兵伤亡事件屡有发生。上个月，两名英国地方自卫队成员在参加英国空军特种部队选拔的过程中，因气温炎热、训练强度过大而死亡。７月３日，台军下士洪仲丘疑因过度操练造成多种器官衰竭不治身亡。（杨雷 刘燕）

军事航空医学是大国空军的象征

新华网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俞梦孙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军事航空医学融合医学、工程学两大领域，它的研究水平是大国实力的象征。

军事航空医学是通过以飞行人员为中心的“人体━飞机━环境━任务”相互关系的研究，提出保障飞行人员身体健康、保证飞行安全、提高飞行作战能力措施的学科。

“作为一个大国，没有军事航空医学是不行的。”从中国军事航空医学一起步就参与到此项事业的俞梦孙，见证了中国军事航空医学的历史沿革。在俞梦孙看来，中国军事航空医学的发展可以分为５个阶段。

上世纪５０年代为中国军事航空医学的初创期。俞梦孙说，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中国开始对军事航空医学进行研究。“那时只有两位曾经接受过美国航空医学培训的老专家，加上苏联专家，带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从零起步。”

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中国开始研制自己的飞机。此时的中国军事航空医学研究方向转为研究和新飞机设计的有关问题。“通过研究，如何能使我们的飞行员更好地匹配中国自己的飞机。”

１９８０年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的成立对中国军事航空医学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军事航空医学研究也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一些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装备如生理遥测设备等开始大范围投入使用。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军事航空医学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对飞行员的选拔和素质要求更加明确了。”俞梦孙说，通过离心机等训练方式进一步减少了“黑视”甚至昏迷等症状，飞行事故大大降低。

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军事航空医学越来越注重“健康医学”的研究，由此进入第五个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把飞行员的健康放在所有工作的第一位，我们想把每个飞行员培养成一个身心完全健康和谐的人。”俞梦孙说，今后的军事航空医学发展要把维持飞行员的身心健康放在整个航空医学研究的首位。（石乐乐 王瑶）

航空医学专家：现代战机飞行员过载压力超过航天员

新华网消息：“现代战机一般都可以承受高达９个Ｇ的过载，飞行员承受的压力甚至要超过航天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俞梦孙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说。

过载，即在飞行中，飞行员的身体必须承受的巨大的加速度。过载９个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此时的体重为正常体重的９倍。

俞梦孙表示，运载火箭飞行的速度是一定的，且飞行员在飞船内始终保持与火箭飞行方向相同的坐姿。而战机在做加速、爬升、转弯等动作的时候，速度变化快、方向不定，面临的过载压力更大。

“前后方向的过载影响比较小。主要是上下方向的过载，会造成飞行员出现黑视或晕厥现象。”俞梦孙说。

过载状态下，大脑缺血，可能导致飞行员暂时丧失意识，从而失去操控飞机的能力。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美国空军先后有１２架Ｆ－１６战斗机失事，９名飞行员丧生，都是由于过载上升过快，飞行员暂时丧失视觉造成的。

相对于战机的大机动极限动作，航母舰载机在起降瞬间飞行员承受的过载略小。

“我国歼１５战机在着舰时被拦阻索拦住的时候过载可以达到５个Ｇ；而美国航母舰载机在弹射起飞瞬间形成的过载应该不高于５个Ｇ。”俞梦孙说。“经过一定训练，只　　要保护好脖子，普通人是可以承受这样的过载的。”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展开抗过载的研究。飞行员穿着抗荷服、抗荷调压器等可以有效增强飞行员的抗过载能力。此外，通过离心机和高过载飞行模拟器，也可以帮助飞行员适应过载产生的压力。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俞梦孙侧记 为蓝天助跑：“健康就是战斗力

新华网消息：20世纪初，当莱特兄弟在世界的飞机发展史上迈出那跨越式的一步的时候，飞天已不再是梦想。在人类100多年的飞行历史中，不知有多少人仰望天空，把能成为一名飞行员作为了儿时的梦想。

在天际驰骋，与天鸟齐飞，驾驶战机的飞行员们更能体会什么是展翅飞翔，什么是驾驭天空。或许你还在赞叹那一身飞行员战服有多么的帅气，也或许你更为他们在天空中做出各式各样的动作而拍手叫好，可你是否也知道这背后始终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们，盯着他们的体能状况，他们的身体感知，他们就是默默奉献的航空医学工作者。表情严肃，目光专注，若有所思。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第四军医大学教授俞梦孙院士——就是这样一位为飞行员助跑的“营养师”。

当一身低调的蔚蓝军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竟然一时间很难将面前这位长者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画上等号。体态偏瘦、皮肤略黑、精神矍铄，两个深深的酒窝，外加一双布鞋，但从内到外散发着健康的气息。他是别人眼中的专家、学者，却又被称为“笑嘻嘻的倔老头”。我想用一个词形容他——纯粹。

这样一位朴实无华的老人是如何给中国航空医学界带来奇迹的呢？

乘坐火箭带回的奇迹

莱特兄弟的成功也随着引发了诸多飞行难题，困扰世人已久的问题之一就是，飞机失事时，特别是飞机高速低空飞行遇险时，该如何确保飞行员安全跳伞。在此之前，德国的橡皮筋动力弹射技术，早已因屡屡导致飞行员被强风刮至尾翼毙命而宣告失败。而弹射时，飞行员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脊椎因冲力和加速度作用极有可能骨折。而这一问题却被俞梦孙解决了！那时他三十多岁。

难题的解决绝非突如其来的灵感而至所成就的，而是冒着脊柱骨折轻则瘫痪、重则毙命的危险，坐上试验用的小火箭向实际的检测数据探索出的。年轻的俞梦孙带着他的“动态响应”理论，和0.4秒亲身弹射试验后的真实数据，为飞行员的安全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通过试验证实自己的认识是不是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直到最后认识清楚了。再把这个认识清楚的事情用到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这个时候就是科学试验最令人开心的时候。”说到试验对应用的作用，已年近八旬的俞院士却像个得到嘉奖的孩子。

高山之巅带来的奇迹

我国幅员辽阔，大自然给我们丰富的地貌和气候，在世界上，我国在高原医学方面有着突出的成绩。但这位“倔老头”觉得还不够。

“到高原执行任务、工作，看起来健康但实际身体有相当比例存在问题，概括来讲是属于慢性高原病的状态。所以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把高原健康放在第一位。”

“将人类健康工程的理念与高原结合在一起，就是提倡搞高原健康工程。要使人能够健康的上去、健康的逗留，并完成任务，以及健康的回来。”

俞院士坚信人是肯定能适应高原的。那怎么适应呢？他主张要循序渐进。“人形成一个新的适应环境的结构要有一个过程。只要给与相应的辅助环境，这种训练在平原、高原上都可以完成。”于是乎，关于飞行员进入高原后短期内无法进行训练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被俞院士解决了。

亲自八上青藏高原的俞院士，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看训练、查情况，寻求第一手的资料，提出了13项高原航卫保障课题。可以说，俞院士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很好的数据库。

“我第一次到高原去是担当评委。那时感觉睡眠不好，说明还不是太适应。从那时起我就感受到研究高原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对其做深入的了解，直到现在我们有了成体系训练方法。谁要到高原去，到我们这里来训练一下，保证你们在高原是很愉快的，没问题！”天真的笑容再一次出现在了俞院士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