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身边“建国”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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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身边,不少人的名字都是“建国”,也许是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也许意为“建设祖国”。据统计,从1949年至今,仅浙江一省就有42000多人名为“建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国”是一个极为“时髦”的名字,在最高峰的1970年,一年就有近2000个“建国”出生。

　　建国——这个名字,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家国情怀,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崔建国:浙江听障女篮队教练见证新中国体育发展

　　回望人生这几十年,崔建国感悟最深的是祖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体育活动在人们生活中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叫“建国”的女性不多,崔建国是其一。1952年,崔建国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新中国成立初期,她的父母像当时很多父母的想法一样,取名“建国”是希望她作为军人后代,成人后要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

　　此后,她与篮球结缘,书写了她的精彩人生:浙江远东女篮领队、前浙江女篮领队,还创建了浙江网球队。现在的她担任浙江听障女篮队教练,在2010年的全国锦标赛上,这群组队只有一年的女篮姑娘队员们,在崔建国的带领下一举夺得冠军,并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残运会上连续夺得金牌,如今她带着队伍正在第十届全国残运会继续征战……

　　“到现在还有人喊我8号。”崔建国笑着回忆,在她十多岁的时候,浙江省体工大队到她的学校挑选篮球运动员,并被选中,从此就和篮球结下不解之缘。

　　1970年至1979年,崔建国在浙江女篮效力,当时她的队号是8号,打前锋位置,以快准稳取胜。入队后她先后参加了1972年五项球类运动会、1979年全运会等赛事,虽然最好的名次是第5名,但大家刻苦的训练换来了浙江女篮持续保持全国甲级队水平的成果。这个过程中,崔建国出色的球技也深受大家认可。

　　不过那时候艰苦的训练环境,也让崔建国印象深刻。她说:“那时,运动鞋一点都不耐磨,我们三天两头要去青年路找一位老先生修鞋。每个队员进队领了两套队服和两双回力鞋,这些是一整年的行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也给体育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浙江省开始建立多项目体育队伍,就在这个时候,崔建国接到一个任务,组建浙江网球队,其中多名队员被选为国家队队员,曾在亚洲锦标赛取得团体冠军。

　　虽然和篮球分开过,但在2004年左右,她又回归浙江省女篮,而且这一次是以教练的身份回归,带着新一代篮球女将们迎战各类赛事。即使到了现在,崔建国上街还能被不少关注体育的“粉丝”一眼认出,这些“粉丝”中有出租车司机、超市收银员、炒货店老板,一张口就问:“你是那个8号吗?”

　　2008年,崔建国退休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正在等着她。2011年,浙江要举办全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作为主场作战,2009年末,崔建国受命开始带训浙江听障女篮队。

　　“当时的她们完全是白纸一张,有的孩子甚至连传球运球都不会。”崔建国记得,第一次在浙江省残疾人体训中心见到这群弟子时,心中有些茫然和失落。然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交流,由于大部分队员都患有重度耳聋,崔建国的话语对她们来说是一片静默……

　　在组队后的第一堂训练课上,崔建国用笔在白板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我们是平等的。因为对她来说,沟通的前提是信任,而信任的前提是平等。面对眼前这一个个成长在乡村,生活在寂静世界里的十六七岁聋人孩子,只有让她们相信在这里可以平等的生活相处,她们才会遵守教导,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我还记得,就在我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孩子们眼神和之前不一样了。”

　　彼此的心敞开了,就要解决沟通的问题。为了让队员了解篮球的技术要领,崔建国在用纸笔交流之外,几乎每一个动作都要亲身示范,对抗、防守、配合,用她的话讲,只有让队员亲自感受到肌肉的力量与紧张感,才能明白篮球的精髓所在。除此之外,她独创出一套“崔氏手语”。

　　提到这个,崔建国忍不住笑了:“赛场上怎么简单怎么来,日常的手语太繁杂了,在训练时,我说这个手势是‘阵地’,它就是‘阵地’。因此这套自编自修的手语只有自己人看得懂,别人都捉摸不透,这也算是一种战术吧。”

　　在她的带领下,队伍成绩斐然: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残运会上连续夺得金牌,不少队员还被选为中国听障女篮队员,代表国家在2017年参加第27届听障奥运会获得第七名的好成绩。

　　崔建国说,少女时代篮球是爱好、是梦想、是追求,时间和汗水换来的是荣耀。现在,篮球是传承,要把女篮团结拼搏、为荣耀而战的精神,手把手地传下去。

　　作为听障女篮教练,这一路走来,崔建国感觉自己见证了新中国的体育发展史,“我的身高是175厘米,当时这身高好像很高了,现在身高2米左右的选手很多,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体格越来越好了。”

　　“现在的中国是体育强国。残疾人体育运动也越来越被重视。去年,浙江省残疾人体育队伍还新增了很多项目,例如残疾人单板滑雪队,目的是为2022年北京残奥会做准备。”

　　崔建国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体育事业,回望人生这几十年,感悟最深的是祖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体育活动在人们生活中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是强身健体、全民健身。现在健身房,各种体育设施也是很先进的。”

　　目前,崔建国正带领她的球队,征战在天津举行的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后来者们,发挥女篮精神,为国争光。”崔建国说。

　　石建国:90后“抹灰哥”的工地书法梦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地抹灰工,并不奢望有一天会成为书法家,但我觉得能一辈子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一场暴雨过后,在杭州城北郊区一处建筑工地上,结束一天工作的石建国和工友们朝着附近宿舍走去,沿着一条仅一人宽的泥泞小巷,跨过几处污水排放沟渠,石建国穿过几排移动板房后走进自己的铁皮小屋,推门进去竟有一阵微微的墨香迎面而来。

　　1991年出生的石建国是叫“建国”的人中,为数不多的90后,他说自己也认识几个同名的朋友,但最年轻的也有四五十岁。“我生在河南濮阳的农村,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给孩子取名也比较简单,我叫建国可能就是爹妈希望我能建设祖国,能给社会做点贡献吧!”

　　在云南做过汽车修理工、在新疆做过架桥工人、在上海船厂做过电焊工,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但石建国心里一直揣着一个“书法梦”。初中时学校发了一本《书法艺术》课外书,里面大多是一些书画家的作品,“别人的字写得这么好看,如果我也可以就好了。”石建国如获至宝,常常拿起书翻看,还专门买了毛笔和墨汁开始练习。

　　后来在忙碌奔波的工作中,他与“书法”渐行渐远,但始终无法放下,想着有朝一日安定下来一定要好好练习书法。2013年他跟着两个哥哥在温州安顿,在建筑工地上做抹灰工,一干就是五年,工棚外搭个简易桌子,铺上废报纸,拿起毛笔就开始勤学苦练,工地上的工作经常从早晨五六点开始,持续到傍晚五六点,有时一天工作下来很累了,但拿起笔,石建国一下就有了精神,写上一两个小时也依然还有兴致。

　　工友们喜欢打牌、打游戏消磨时间,石建国对这些都没兴趣,只喜欢练字,利用有限的时间去实现“书法梦”。几年练习下来他的字也“有模有样”了,2017年5月石建国鼓起勇气在一短视频平台注册并取名“温州抹灰哥小石”,在练书法时让工友录个小视频,或者来一场“直播”,视频中的他常常穿着沾满灰泥的工服,踩着一双工地雨靴,有时手上和头发上还沾满粉尘,就这么“灰头土脸”地开始直播了。

　　“最初只是想督促练习,没想到关注的人越来越多,粉丝们的鼓励给我很大动力去坚持自己的梦想。”2018年夏天,杭州一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在网上看到石建国的视频,很佩服他坚强的毅力,专程派人去温州工地找他,邀请他到杭州工作。

　　想到妻子带着女儿在富阳打工,自己在杭州工作也能离家人更近一些,石建国同意了。过年时他为公司的员工写了几百副对联和“福”,同事们回家行囊里又多了一份特别的“年货”,公司给他一千多元作为奖励,石建国一分未收全部捐给了一家福利院。

　　石建国说打工挣钱不容易,他平时练字时纸张基本上都是反复使用,能省就省,练字的笔墨纸也都是在淘宝上买便宜的。他偶尔也买些书籍临摹,“我现在水平还很一般,只能算是书法爱好者,行书写得比较多,但是楷书还找不到方向,近期我的目标是提高楷书的水平。”

　　对于书法梦,石建国并没有因在网上走红而沾沾自喜,反而更加谦虚低调,扎实学习。

　　在石建国狭小的工地集体宿舍里,除了过道,最大的一块空间则是他的书桌,几十支大小粗细不同的毛笔和四壶墨汁整齐排列,旁边还有几块木板做成的镇尺和几本书法书,由于工地建设即将结束,同宿舍的室友都“转战”到其他工地了,这里俨然成了他的一方小天地,每一张高低床床板上都摆满了他的书法作品。

　　每当一个工程完工要辗转下一地时,他便把这些陪伴在身边的“宝贝”小心翼翼地打包收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地抹灰工,并不奢望有一天会成为书法家,但我觉得能一辈子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邵建国:做好“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

　　“得益于国家的兴盛,让我们港口发展迅速,也让引航工作越来越被重视和需要,我也真正找到了职业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外籍船舶进港时,引航员是第一个登轮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与船员进行面面交流的中国人,我们不仅要保障船舶安全进出港,更要展现好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有时也被称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在引航员岗位上工作了将近20年,邵建国谈起这份工作的职责时依然充满自豪。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籍船长对中国的引航员存在不同程度偏见,尤其是对引航员的专业素养持怀疑态度,而随着中国海洋实力的迅速发展,航海技术提升,引航员的专业素养越来越高,外国籍船长和船员对中国引航员的态度也有了巨大的改观。“得益于国家的兴盛,让我们港口发展迅速,也让引航工作越来越被重视和需要,我也真正找到了职业的自豪感和幸福感。”邵建国说。

　　当年他实习时,船到日本的东京港,进港时第一次见识到引航这个职业,被引航员的职业成就感深深感染,“从此,成为一位引航员成了我的梦想,觉得这是一份会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工作。”

　　18年前,舟山港在急需引航人才时,他毅然放弃了在上海一远洋运输公司的高薪岗位,选择到舟山引航站做一名普通的引航员,成了该站建站以来的第十位引航员。

　　自此以后,邵建国从头开始一点点学习,包括舟山港域特点、航道、水深、水流、航标设置等,收集潮汐、气象、航道、水流、码头资料和航道变迁、小型船舶活动规律,驾驶散货船、油化船、集装箱船、特种船、LNG船等各类船舶的技术,不断吸取前辈们的宝贵经验,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和实践,最终成了一位经验丰富、能独当一面的高级引航员。

　　引航员的工作主要是完成船舶的进出港航行和靠离泊位,这是船舶驾驶过程中两个难度最大的环节,也隐藏着高风险,大型船舶总价值动辄上亿,轻微磕碰的损失就要以千万计,如果是大型油轮,一旦发生碰撞造成原油泄漏,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引航过程中经常会有紧急情况发生,邵建国说,曾经遇过一艘从中东开来的载满30万吨原油的船舶,航行至舟山港虾峙门深水航槽时,突然舵机故障,短时间内无法控制方向,面临着搁浅与碰撞的危险,凭着多年引航实践经验,邵建国快速沉着应对,最终引领船舶至安全水域,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的发生。

　　除了引航时船舶的安全,同时还存在人身安全问题。每次引航时,引航员都需要登上好几层楼高的软梯上船,遇上大风暴,在颠簸起伏的软梯上,每一步都潜藏着危险,稍不注意登船时机,很有可能会被夹在小艇和轮船的中间或掉落海里。

　　如今引航员不仅要求专业技术过硬,还需要良好的沟通技巧,邵建国说,“欧美的船长比较傲慢,菲律宾、印度的船长则比较细琐,我们要因人而异,不能让驾驶台工作环境变得死板、压抑,要懂得如何面对船员,调动驾驶台所有人的情绪,就像外交官一样。”

　　引航员是国家发展大潮里形形色色岗位中的一种,也是中国海洋实力不断增强的一面镜子。邵建国说,舟山引航站自1983年建站后到2000年前,平均一年为外轮引航的艘次仅500艘左右,而现在全年服务艘次达到一万余艘,引航员也增加到67名。“我刚来的时候引航员仅仅在舟山本岛附近的几个码头工作,现在从南到北跨度达100多海里的范围,很多的岛屿都建有大型泊位,我们引航员的足迹遍布了整个舟山群岛。”

　　近年来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国家自贸试验区等多项重大政策在舟山落地,更加快了港口的发展,港口服务的专业化、高效化对引航员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我们能做好‘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给每一艘外轮带去最好的引航服务!”邵建国说。

　　陈建国:传承恩师精神把音乐带到更多地方

　　“人人有材,亦无全才,因材施教,人人成才。”陈建国说,“这是周老师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享有学习音乐的权利。”陈建国深以为然,投入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光……”说到最能代表浙江的歌曲,《采茶舞曲》能算其一。1958年,著名音乐家周大风在温州泰顺东溪土楼创作了《采茶舞曲》,从此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音乐的种子。

　　同样与《采茶舞曲》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有周大风的学生陈建国,如今他是周大风纪念馆的馆长、浙江大风艺校校长。为了将恩师周大风的音乐理念继续传承下去,他举办专业和普及的音乐会600多场,九成以上都是公益性质；带音乐老师进山区和农村,自费购买乐器,圆孩子的音乐梦；还在《采茶舞曲》创作地东溪乡成立了大风艺校东溪分校……他身体力行,把音乐带到了更多需要的地方。

　　1983年,时任浙江省音协主席的周大风,在杭州办了一个浙江社会艺术学校(后改名为浙江大风艺校)。出于对音乐的热爱,陈建国报考学校,成了第一届学生。回顾两年短暂的学习,陈建国觉得这是影响他一辈子的学习经历,“大风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使我一生爱上音乐,更教育我做人做事,他的教育观念更是影响着我。”

　　陈建国的梦想是当一位音乐家,艺校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和音乐有关,是在半山文化馆担任音乐干部,在那里他几乎学遍了所有的乐器:钢琴、长笛、萨克斯风、二胡、笛子、架子鼓……为了把自己彻底钻进音乐里,他去过琴行打工,在杭州乐器厂学习制作小提琴,在广州钢琴厂学过调律。

　　1997年,他回到杭州开始创业之路,开了自己第一家琴行,凭着陈建国的努力,琴行生意愈发红火,乐器还远销至江苏和安徽等地。后来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他还开了四家分店和一家乐器厂。

　　2004年,81岁高龄的周大风希望寻找一位琴行老板资助一个公益合唱团,但是接连谈了几家琴行都未能成功,最后他找到了学生陈建国。时隔20年,陈建国对老师的景仰之情未曾改变,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周大风的要求。随后两人一起做了很多音乐和公益的事,两人也由最初的师生关系成了莫逆之交。

　　“人人有材,亦无全才,因材施教,人人成才。”陈建国说,“这是周老师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享有学习音乐的权利。”陈建国深以为然,投入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

　　一次去剧院的经历让陈建国心酸——台下位置有九百多,却只稀稀拉拉坐了一百人。“我想培养一群爱音乐的人,但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为此,陈建国特意去考了演出经纪人资格证书,出资成立了知音民乐团。随后又和红星剧院、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宁波音乐厅等单位联合组织“开启音乐之门系列”公益活动与演出,为青少年普及高雅音乐。

　　陈建国说,他第一次走进浙江盲人学校慰问演出,也是在周大风先生的带领下。“那时候老师已经80多岁了,还亲自上台讲解音乐故事和弹钢琴伴奏,在和盲人小朋友们握手时噙着泪水,一直叮嘱我说,他们虽然看不见光明,但是耳朵很灵,学习音乐很好,希望我多关心他们。”

　　至今这个感人的场景仍深深触动着他,让陈建国坚持在地处富阳的浙江盲校,持续三年做公益器乐教学,每个礼拜抽出两天时间,陈建国会专程带着琴行老师,风雨无阻去富阳给盲人孩子上课,帮助他们成立了盲人民乐队。令他骄傲的是,这个盲人民乐队还在多个比赛中获奖。

　　“传承大风精神,让农村、山区的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陈建国说。2004年周大风重返《采茶舞曲》的创作地温州泰顺,回杭州后时常跟陈建国提起,泰顺东溪乡有个百年小学非常了不起,在这个大山里面能有这么一个学校,说明当地对教育的重视,希望大风艺校的老师能够去支持发展大山里的音乐教育。

　　2017年,陈建国和泰顺县东溪乡合作办了周大风《采茶舞曲》纪念馆,又继承周老先生的遗志在东溪小学成立了大风艺校分校,陈建国现在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东溪乡“荣誉村民”,传承恩师周大风的教育理念,在东溪乡让更多的孩子接受音乐的熏陶,还自掏腰包给孩子送去十万的音乐器材,定期带老师进山授课,为孩子辅导,圆了不少孩子的音乐梦。

　　虽然忙碌,但陈建国说,“我享受这个努力的过程,我也同样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一起为音乐而忙碌。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有可能一辈子有人记住,我想这就值得了。”（黄筱、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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