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9-12-12 | 人围观
“走惯了这条路，人生前方的坎应该都能迈得过去”
车过黑卡达坂，跟车的中校王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望着车窗外出神。远处的雪山如倒影般从他的眼中掠过，印在心里。
这次上山，王锐有些尴尬。战士们依旧叫他“教导员”，但他郑重地向记者强调：“是原教导员。”
这是王锐最后一次上山。不久前他已达到营级军官的最高服役年龄，在教导员任上被免职了。王锐找到团领导，请求再跟车跑一趟阿里。可是，妻子不同意王锐再上山冒险，一气之下，把他的微信都拉黑了。
颠簸的达坂路上，运输车里的对讲机传出战士的歌声。此时，王锐缓缓道出了他小时候的理想——图书管理员。
每个人都有梦想，可似乎我们一边成长，一边离梦想越来越远。
小时候，王锐一边跟着父母在小吃摊上卖水煮花生，一边憧憬着长大当个图书管理员，“坐在满是书的房子里，安安静静地读着自己喜欢的书”。
高考，一向成绩优秀的他发挥失常，选择从军。20岁当兵，学车，考军校；25岁回汽车部队当排长，任指导员，交流到机关当股长；35岁又回到一线汽车营任教导员，王锐一路紧锣密鼓，紧赶慢赶，还是到龄了。
不舍得走，他却不得不离开。
一眨眼，王锐已经在路上跑了十几年。车队到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会从行囊里抽出一本书来。和往常一样，书中很多句子，他用红笔划了出来。
对于汽车兵来说，道路就是生活。路上有惊险，有艰辛，有平静，有波折，有愉悦，有苦楚。
刚刚过完40岁生日的王锐不知道，自己十几年“在路上”的生活戛然而止后，该去追寻哪种生活。“坐在驾驶室里，无论是仰面朝天还是俯首向地，目光都是短浅的，只有向前，平视，才可能有更长远更辽阔的眼界。”王锐相信，“走惯了这条路， 人生前方的坎应该都能迈得过去。”
刚刚驶抵狮泉河兵站停车场，驾驶员王雄飞就接到师傅从西安打来的电话：“我打算带上几十辆车，明年跑一次新藏线。我还开头车，带着车队上昆仑山！”
王雄飞的师傅，曾是团里的红旗车驾驶员，退役回西安后经营起一个规模不小的商用车队。开着豪华越野车，行驶在繁华街道，他却总觉得都市的路都太平坦了，平坦得没有一丝波澜。让他魂牵梦绕的，永远是喀喇昆仑之巅那条高原“天路”。
“跑一趟，少一趟。”只要一想到再也上不了山，34岁的何其宝也会怅然若失。
刚刚脱下军装的他，对退役后的生活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一回家，就先开车带爹妈和媳妇孩子去趟北京，到天安门看一回升国旗。”
下 山
“希望孩子们能记住爸爸穿军装的样子”
上山、到达、下山，是汽车兵在路上的“三部曲”。
在这条路上，汽车兵们是扎着武装带、穿着迷彩服开车的。最长的一次，刘斐两套迷彩服穿了17天没洗。
能平安下山，是最美好的事情。“我的老婆孩子，还在等我。”刘斐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和一对浅浅的酒窝。
休假回家，脱下迷彩的刘斐变回一个普通乘客。“没个地方驾照，确实不方便！回家了只有坐车的份儿。”
“颜色太亮了！” 那次回家，刘斐套上媳妇新给他买的一件粉色带领T恤衫，黑黑的脸上露出一个尴尬的笑。
尽管觉得有点别扭，刘斐还是穿着它，打车带上媳妇去乌鲁木齐最大的影院看了场电影。
下山的刘斐，是一个热心忙碌在洗碗池边的丈夫，一个趴在地板上和儿子玩挖掘机玩具的父亲，一个能在自助餐厅一下吃完5盘羊肉的小伙子。
刘斐家的客厅里，有一面照片墙。墙上最显眼的位置，贴着三张特殊的照片——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姿势，红山公园那两只活孔雀前，他把手搭在妻子肩上，儿子坐在妻子膝上。不同的是，儿子从1岁长到了3岁。
树刚发芽就出征，树叶落完才返回，刘斐几乎没有见过媳妇穿裙子的样子。“是我把她耽误了！”妻子本是山东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为了刘斐，她丢下山东的教师工作，来到遥远的乌鲁木齐，怀着二胎，还要独自照顾没上幼儿园的儿子。
“不是我有多大魅力，是我穿的这身迷彩有魅力呢！”刘斐有个心愿，到两个孩子都上了小学，还能穿着这身军装。“那时，他们也懂事了，希望孩子们能记住爸爸穿军装的样子。”
9月的一天，鞭炮声声中，汽车团的运输车队从叶城营区再次出发，执行今年最后一次高原运输任务。
偌大的停车场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温暖的阳光洒在停车场旁边枣林上。几年前汽车兵们种下的枣树，今年终于结出累累果实。
送完战友，中校王锐默默脱下军装，换上一身半新不旧的便装。
几天前，在黑卡达坂上指挥车队时王锐那潇洒的身影，如雕塑一般，印刻在记者脑海里。
此刻，走出营门，王锐汇入城市的茫茫人海之中，他的身影如此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