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20-08-13 | 人围观
[摘 要]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十三五”規劃的重要內容。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僅能夠促進當前經濟轉型軟著陸，而且也是在最后三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環節，以及筑牢實現中國夢的和諧基礎。當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面臨著諸多瓶頸問題，有針對性地採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破局困境已迫在眉睫。
中等收入群體，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收入水平處於中等的人員群體﹔它是一個動態概念，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變化。中等收入群體，雖然涉及政治觀點、文化心理、審美情趣、道德意識等相關傾向性因素，但經濟收入因素是最重要的界定標准。在新常態下，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順利實現中國現代化，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已成為中國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一、新形勢下的現實意義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十三五”規劃的重要內容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僅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而且也關系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1]現在，我國正在經歷經濟轉型、決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為實現中國夢砥礪前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促進當前經濟轉型軟著陸
經濟轉型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制度、增長方式等相關要素發生的更新、升級或轉變的變革。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都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逾越的橋梁和跳板。經濟轉型也是一柄雙刃劍，在優化經濟結構、完善經濟體制、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經濟復蘇、發展或繁榮的過程當中，也伴隨著變革帶來的潛在風險。比如，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東歐國家以及蘇聯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低下，經濟轉型改革中的不利因素和潛在風險被不斷地放大和激化，導致經濟轉型沒有成功，甚至成為傾覆政權體制大廈的催化劑。
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卡尼曼指出：“任何經濟變革，從來就不是一種單純的經濟運作過程，而是一個‘經濟意識形態’雙向運動的過程，它必然伴隨著新舊觀念的劇烈摩擦和人生價值的重新定向。”[2]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相關制度完善、產業結構調整、集約型生產方式轉換、創新驅動轉變等正在有序推進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在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節點、結構調整節點、動力轉換節點。[3]而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和壯大，能夠有效地減少、減緩或消弭經濟轉型中因利益格局調整、價值觀念變化帶來的一些潛在的不利因素，促進經濟轉型健康和穩健地推進。
（二）最后三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環節
黨的十八大明確了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的宏偉發展藍圖，提出到2020年，即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年時，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三個經濟指標，2010年分別為40.1萬億元、 1.91萬元和0.59萬元，[4]2016年分別達到了74.4萬億元、3.36萬元和1.23萬元。[5]現在看，屆時實現三個經濟指標翻一番的目標是可以期待的。但是這三個經濟指標的統計計算方式分別是總量和人均。而總量和人均只是總體的評估，理論上並不意味每個人的可支配收入必定都能翻一番，也就是說，假如貧富群體佔比過大，收入懸殊，那就容易出現“被平均”或者說“被小康”的問題，這樣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全面”就會相悖。要防止這種問題出現，最好的辦法就是盡最大可能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中等收入群體中每個人的可支配收入相對均衡和穩定，既不偏高，也不偏低。當中等收入群體佔社會的主體，貧困群體和富裕群體隻佔少數時，就能把可能出現的“被平均”或者說“被小康”的問題減到最低限度。在此基礎上，推進精准扶貧工作，在社會結構中佔少數的貧困群體實現精准脫貧，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一塊“短板”，那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真正地全面建成了。這是我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的進程中執政為民理念的深化與實現的具體體現，其根本要義就是使人民群眾在改革發展中擁有更多的獲得感，實現帕累托最優獲益。因此，盡最大可能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三）筑牢實現中國夢的和諧基礎
中國夢就是人民幸福、國家富強和民族興旺。實現中國夢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很多條件，需要多方發力、多管齊下，但和諧安定的社會是實現中國夢最基本的條件。亞裡士多德最早在其《政治學》著作中指出，城邦分為極富階層、極窮階層和中間階層，“中產階層最強大時可以強到超過其余兩個階層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話，至少也應超過任一其余的階層”，“中產階層構成的城邦必定能得到最出色的治理，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6]所謂“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是指一個社會，當中等收入群體佔多數，貧富群體佔少數，呈現兩頭小的“橢圓”結構時，才能避免因貧富群體懸殊而造成的排斥與敵對，才相對更穩定、更有利於可持續發展。
中等收入群體的效益觀念、競爭觀念，以及正當的利益觀念等價值觀，甚至是人生觀和世界觀，在整體上具有大致相似的傾向性，與社會的主流價值更為接近。中等收入群體是最希望社會“穩定發展”的群體，也是反對社會階層之間、社會族群之間出現對立“撕裂”的群體。其中大部分人享有的收入與教育、享受的生活與社會地位等得益於社會主體體制直接或間接提供的平台和機會，得益於社會主流價值引導下的個人努力﹔同時，他們也希望在現有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提升，更加渴望社會的穩定和團結，對中國夢的宏偉藍圖和人生出彩的未來也更加期待。因此，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助於減少社會矛盾，彌合社會摩擦裂痕，也有助於凝心聚力與社會和諧，促進中國夢的早日實現。
二、面臨的困境
我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貧富差距的問題也日益凸顯，面臨著諸多矛盾與問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任務不僅繁重，而且非常緊迫。
（一）收入分配格局扭曲
我國經濟變革提升了效率，促進了發展。但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在生產力突飛猛進、人民收入大幅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以前沒有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潛在的負面因素也日益明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其中主要問題之一就是“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較大”。[7]具體表現為，國內要素市場發展滯后、城鄉二元結構對立、稅收政策調節力度不夠、市場競爭不規范、一些行業壟斷現象較嚴重、兜底的社會保障不完善，以及存在權力腐敗現象等。城市與農村、各區域和各行業的收入差距幅度越來越大，貧富懸殊的群體也不斷增多，而中等收入群體則與之相反，不斷銳減，整個收入分配格局出現了較明顯的失衡狀況。據統計，“各種非法非正常收入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已經相當嚴重，平均使全國居民總收入差距增加 17%，使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了31%，使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增加了23% 。不同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影響不一樣，個體私營經濟偷稅漏稅的影響最大(佔到10%)，走私販私等其他雜項的影響次之(佔到3%)”。[8]雖然目前，這些相關問題的惡化趨勢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但仍然需要切實重視。
（二）需求出現結構性失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要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9]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重點是實施外向型戰略，以“出口”為增長的主要動力引擎﹔但在模式上，大部分還是依靠“粗放式”，即依靠廉價型和密集型的勞動力要素優勢以及高投入的資本要素優勢來實現的。由於近年來，國際市場在國際經濟危機影響下逐漸萎縮，加上我們發展中國家很多產業在全球分工體系處於低端環節，發達國家高端產業對發展中國家低端產業在市場空間的“擠出效應”也日益嚴重，導致以“出口”作為主動力的外向型經濟出現“疲軟”現象，擴大內需也就成為促進經濟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由於收入不平等加劇等因素導致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使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降低，甚至於銳減，即滿足高收入群體所需要的高端產品缺失而低收入群體又缺乏購買力﹔另外失業、醫療和養老等兜底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網絡仍不完善以及居民預防風險的“不動”儲蓄量增多等因素，使激活國內有效總需求的動能嚴重不足。現階段，居民的消費水平不高、消費能力欠佳，而且消費結構出現問題，勢必影響經濟發展，進而扼制人們收入增長。
（三）城鎮化存在空心化問題
城鎮化是挖掘市場潛力，破解城鄉二元矛盾，促進經濟結構優化的動力引擎，對於推動經濟健康、持續和穩定的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在過去30多年裡，我國城鎮化發展迅速，1978 年城鎮化率為17.9%，到了2016 年則上升到57.4%。[10]但是城鎮化也不是隨心所欲地任意擴大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城鎮化不能“攤大餅”式擴張，不然會攤出不可治愈的城市病。現在很多國家和地區推進城鎮化的路徑是“外延式”擴張，單純注重城鎮的數量和規模的增加，結果使城鎮化“空心化”，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相配套的財力根基與物質支撐。而我國由於對城鎮化規律的認識與把握還處於探索和逐漸深化的階段，城鎮化有些方面同樣存在這些“空心化”的問題，即出現公共產品供給和公共服務滯后、資源消耗過度和環境污染嚴重、城市規劃缺乏前瞻性和空間結構不合理、產業布局過於分散以及配套基礎設施落后等問題﹔同時，由於進城打工和居住的農村人口數量不斷攀升，就業、收入、孩子入學、住房等矛盾越來越多並且交織在一起，成為社會穩定和制約經濟發展的潛在不利因素。城鎮化存在的“空心化”系列問題對平衡區域經濟發展和提高人們收入的消極作用越來越明顯，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任其發展，必將成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絆腳石。
（四）人力資本陷入“高產低效”悖論
傳統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力資本的存量規模與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成正比，這在理論上沒有任何問題，但在現實中並非完全如此。根據2016年度《中國高等教育質量報告》的統計，2015年中國高等院校在校學生有3647萬，人數總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各種類型的高校總共有2852所，全世界排名第二﹔尤其是，在2015年，中國40%的毛入學率不僅高於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也高於全世界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1]但是現實中出現了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那就是人力資本的存量高產與實際發揮的整體效益不相稱，存在“高產與低效”的悖論困境，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生產”出的大量“知識型”人力資本與市場“技能型”人力資本需求不匹配。大量人員“畢業即失業”或者“高智低就”，從事與高等教育不相干的簡單勞動，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以及造成了教育成本的浪費，很多貧困家庭不僅沒有因為“知識水平”提高而使“收入水平”得到提升，甚至於因此變得更加貧困。二是高等教育“生產”出的“低端型”人力資本供給總量飽和與市場“高端型”人力資本需求短缺相矛盾。一方面大量“低端型”人力資本閑置並不斷累積，另一方面很多企業出現“用工荒”，因為缺少高技能人才而影響了生產與經營，造成了經濟損失。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
怎樣解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面臨的諸多問題？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沒有現成可遵循的發展道路。就當前中國實際情況來說，最重要的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發展中的 “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問題，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
（一）以共享型增長優化收入分配格局
共享是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新發展理念，是新時期五大發展理念的根本點和歸結點，也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在本質的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2]因此，經濟發展不能只是僅僅關注增速與數字指標任務的完成，必須注重發展與共享齊頭並進，讓增長的成果實實在在地惠及全體人民。一是推進國企與壟斷行業的營利分配改革。在利潤分配時必須把國家投入的生產要素成本（含折舊）計算在內，根據科學的比例上交國庫﹔對於國有經營的壟斷行業，在確保企業發展需要的同時，也應將“壟斷政策紅利”下獲得的超額利潤與全社會平均利潤相減后的差額上交國庫，規范國企的收入待遇。二是以結構性減稅促進結構性改革。要針對經濟發展狀況，盡快出台新的個稅征收基准，上調個稅起征點，提升高收入調節稅，減免貧困地區企業生產與經營稅負﹔要研究建立按收入高低檔次提高征稅額度的“階梯式”征稅模式，減少中低收入階層的負擔﹔同時要探索贈予稅與遺產稅新稅種，加快征收房產稅的試點與推廣進程等等。三是加大社會“兜底”保障的投入。政府要在醫療衛生、入學教育、保障性住房、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拓寬就業渠道等方面增加資金投入，降低人民群眾在這些相關領域的支出比率，同時健全社會保障機制與完善社會救助體系，為經濟與社會穩定的發展發揮“兜底”作用。
（二）以服務型政府現代轉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推動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必然要求，必須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不斷推進”。[13]一是通過完善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政策降低沉沒成本。沉沒成本是指企業或經營者過去根據自身經營條件、市場狀況、發展形勢與經濟趨勢等情況投出去了但最終又不能收回的那部分成本。為減少社會企業與經營者的沉沒成本，政府應加強對市場的培育和規范，完善市場信息，健全市場有序競爭的規章與制度，加快市場的法制化進程，減少市場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同時政府還要逐步從微觀的生產經營領域退出，釋放本應由市場發揮作用的空間。二是推進公共財政支出體系改革。要加大對公共財政的監督與管理力度，確保資金陽光、透明和高效地使用﹔通過規范公共財政預算與決算等方式優化財政體系的支出結構，將更多的資金用於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優質的公共產品以及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三是暢通經濟利益表達與協調的公共通道。隨著經濟領域主體的多元化、經濟矛盾的復雜化與經濟利益訴求的多樣化，需要建立與之相配套的經濟利益表達和利益協調機制，諸如建立企業工資談判機制、培育農民工組織、引導市場行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深化企業工會“去貴族化、去娛樂化、去官僚化”改革、完善勞動仲裁、工資支付與勞動保護等規章制度以及經濟糾紛法律援助機制等等。
（三）以內涵式城鎮化拓展經濟空間
城鎮化的推進要遵循規律，因勢利導，順勢而為，通過產業合理布局、基礎設施完善、公共服務提升以及人與生態和諧等為主抓手的內涵式城鎮化來優化資本、勞動力、土地與技術等經濟要素資源的配置。一是以工業化融合城鎮化。城鎮化必須與工業化協調發展，一方面工業化的發展能夠為城鎮化提供更多的供給，另一方面城鎮化的深入推進則能產生更多的需求，從而又能帶動工業化的深入發展﹔工業化與城鎮化在相互促進中良性互動，才能形成經濟發展的“供給拉力”與“需求推力”的“雙引擎效應”。二是以數字化貫通城鎮化。數字化是提升城鎮信息網絡化的支撐。現在我們國家正在推進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了建設“數字中國”的進程，要“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14]逐步利用雲計算與物聯網為基礎的在線網絡、傳輸通信與信息處理等先進的數字化優勢，建設便捷與高效、智慧與低碳、聯結與共享的現代城鎮。三是以“田園綜合體”對接城鎮化。通過農業綜合開發優化農村資源配置，以農業現代化、“農村旅游+”、生態休閑與養生和創意產業為支撐，打造農村居民增收與生態涵養並舉的“田園綜合體”，實現農村與城鎮相互促進的一體化“共生”發展范式。
（四）以培育創新提升技能型人力資本存量
人力資本可以分為知識型人力資本和技能型人力資本。技能型人力資本是促進產業升級、高精尖技術創新、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和創收增收的核心動力。必須創新職業教育方式，調整高等教育結構，培育更多與市場主體需求相契合的技能型人力資本。一是深化職業學校與企業“定制型”人才培養和“定向型”就業的協作。高等職業學校與企業等市場主體，要根據市場需求，在教學方案確立、軟硬件設施建設和專業市場實踐等方面通力協作，構建“職校理論教學+企業實踐基地+市場定向就業”的培養模式，促進教學、實踐與就業無縫對接。二是改革傳統的普通高校學歷教育模式。對普通高校專業進行篩選分類，對於在社會上有對應市場職業技能資格認証的相關專業，比如營銷、經濟、管理、計算機等，實行“學歷証書+技能証書”的“雙証”教學課程改革，實現更多的單一型的知識型人力資本向知識與技能復合型人力資本轉變。三是消除阻礙技能型人力資本流動的制度剛性約束。“流動上要打破體制界限”，“讓人才能夠在政府、企業、智庫間實現有序順暢流動”，[15]封閉束縛的現狀﹔同時要完善與人力資本相關的征信制度建設，探索構建統一與開放、有序與自由的人力資本“旋轉門”式的流動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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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