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政治与经济、商业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

摘编及导语撰写｜董牧孜

一些分析曾指出，疫情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企业加速将工厂迁移到海外。如今，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逐渐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复工复产逐步推进。当下，全球供应链能否稳定，成为世界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

历史学家施展在新书《溢出》之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透视了中国、整个东亚乃至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与全球经济秩序之间的共生演化逻辑。为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制造业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了参照。

近年，大量制造业工厂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规模转移。2019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施展与研究团队的伙伴们一起从北到南对越南做了深入调研，跑了河内、海防、胡志明3个大城市，以及分布在北方和南方的3个主要工业省份。而在去越南之前，他们已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对中国企业做了深入调研，以便获得必要的预备知识；从越南回来之后，基于新获得的信息，又逆向回溯到国内的供应链网络上游，到珠三角以及广西中越口岸地区做了深入调研。

《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作者：施展，版本：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年，2020年1月

但在施展看来，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而中国民间的力量，正是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

《溢出》一书的最后一章则强调，是“溢出”而非“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越发分离。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存在，政治无法真正约束这种经济空间的运转。

在施展看来，世界必须找到新的治理办法，新办法的根基必须与新变化的动力基础相匹配。是经济活动穿透国界才带来了这些问题，但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并不是国家，而是商人，所以新的治理办法是需要由商人来主导的。

下文摘自施展的《溢出》一书的第七章，由中信出版社授权转载，内容有删节。

原作者丨施展

施展，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枢纽》《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得到App《中国史纲》《国际政治学》主理人。

我们看到，冷战秩序先是促成了东亚海洋地区的制造业成长，东亚铁幕在两边造成的势能差形成了一系列特殊条件，进而刺激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到20 世纪90 年代后期，美国进入新一轮的创新经济，产生了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承包方必须有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才能够承接起这种大规模外包的任务，而中国的经济节奏刚好和这样一种全球大势形成共振，开始迅猛增长，并反过来重塑了整个东亚世界的经济秩序乃至全球的经贸循环结构。

这一系列演化进程发展出一些重要的新趋势。就本书的研究视角而言，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是，这十几年来，商人秩 序推动的经济空间与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日益分离。我们过去近乎本能持有的、以政治空间统摄一切问题的封装式思维，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了。

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分离背后的动力机制，是技术的发展、公司组织逻辑的变化以及制造业逻辑的演化。

政治与经济、商业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

先来看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压缩了时间和空间，各种分隔性的边界都被穿透，相隔千里、从未见过面的人可以是每日在线上互动的好友。但是，一种新的分隔性边界会由此浮现—住在隔壁的人，由于不在同一个网络圈子，有可能根本就不认识。远在中东“伊斯兰国”制造的暴行，可以在新西兰激发出可怕的暴力屠杀。两场屠杀相隔千万里，却在同一个网络空间上被人注视，甚至被现场直播。但是，还有很多人沉浸在其他的网络空间中，对这两个事件都所知甚少；还有很多不上网的人和上网的人又处在完全不同的次元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边界和共同体观念，都已经失效了。

这还仅仅是从社交媒体的角度来说，实际上，信息技术对于传统边界的穿透是全方位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在不断地跨边界流动，在某种意义上，数据是信息技术的核心资产，它对应着一系列全新的经济逻辑、金融逻辑、财政逻辑、文化逻辑乃至政治逻辑、安全逻辑。而网络时代的头部效应让各种数据越来越集中到几个大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对世界的影响力不仅是商业上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史上前所未见的影响力。但大公司彼此之间的数据可能处在一种隔离状态，这就会造成一种过去想象不到的新边界。

于是，传统的物理性边界的意义丧失了，新的边界是非物理性的。但是，这种新边界是随时在变形的，随时易于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再被穿透。而主权国家恰恰是以物理边界为基础来确定一系列国际法权安排的，随着物理边界意义的大幅丧失，既有的国际法权安排的意义也将大幅丧失。

所以，随着技术的变迁，政治与经济、商业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过去的国际公法基本上是不关注那些大公司的，但是未来，这些大公司越来越需要被纳入一种国际公法的规范当中，甚至国际公法本身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定义，它和国际商法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可是，新的国际法权该如何生成？国家在其中能起到的主导性作用显然会变得越来越有限，因为现实中的经济空间和国家所能主导的政治空间越来越像是两个次元的存在。

跨国大公司正在脱离国家政治空间的约束？

再看公司组织逻辑的变化。跨国大公司的组织逻辑越发复杂，不仅脱离了国家政治空间的约束，甚至经常利用政治空间的分隔性来套利。比如，2017 年披露的一些文件表明，美国的苹果公司利用爱尔兰的一些特殊税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巧妙的公司架构设计，形成复杂的国际税务安排，把公司绝大部分的现金（2017 年已达2520 亿美元）放在爱尔兰和一些离岸的避税天堂，根本不放在美国。苹果公司的避税架构同时避开了爱尔兰12.5% 和美国35% 的公司税，并使它在海外很少缴纳超过5% 的海外利润税，在某些年份，这个数字甚至低于2%。据欧盟委员会计算，苹果公司的一家爱尔兰分公司在某一年的税率仅为0.005%。基于这种财务安排及一些法律逻辑，苹果公司现在已被统计为爱尔兰最大的公司，尽管它在爱尔兰没有开设一家专卖店。爱尔兰的这种税收政策让欧盟很恼火，认为这会让企业无法在欧洲得到平等待遇。欧盟在调查后要求爱尔兰改变税收政策并向苹果公司追讨130 亿欧元（约合139 亿美元）的税款。爱尔兰则不愿改变自己的政策，希望以此吸引更多企业将现金存放过来。

苹果公司的避税做法并不是孤例。

苹果公司的做法并不是孤例，实际上，国际大公司普遍都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公司架构设置形成这样的财务和税务安排，把大部分现金放在海外的避税天堂，就算美国对此很恼火却也无法解决。比如，彭博通讯社在2017 年做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将93.3% 的现金放在海外，微软放了97%，思科是95.7%，强生是98.6%，通用电气是41.9%，高通是92.9%，可口可乐是87.3%，百事可乐是96.9%，英特尔是58.9%，亚马逊是33.1%。公司组织逻辑的这一系列变化，会让有能力做如此安排的大公司获得一系列不对称的竞争优势。现有的国家政治空间一方面无法应对这类问题，另一方面在以各种方式催生着这类问题。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不仅日渐分离，还形成了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套利关系。

中低端制造业会终结在东亚，重化工业大致终结在中国？

最后，再来看看制造业逻辑的变化。

第一，在不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新技术跃迁的前提下，中低端制造业会终结在东亚地区。其中，重化工业大致终结在中国；电子技术产业大致终结在北起日本海、南抵南海的环“亚洲地中海”地区，这个地区拥有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以完成相关生产，而中国因其规模会始终是供应链网络的重心所在；信息产业，就其硬件制造部分而言，可以大致理解成电子技术产业的某些衍生分支。

第二，就电子技术产业而言，环“亚洲地中海”诸国有着高度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而且，这种分工已经进入工序层面。各国在同一类产品的不同工序上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类产品在生产流程上是一种跨国性的存在，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再考虑到作为电子技术产业之基础设施的重化工业终结在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更多层次上的工序分工（横向的工序分工与纵向的产业梯次分工）和制造业的生产流程就进一步成为 这种背景下，跨国大企业需要淡去自身的国籍属性，更多地聚焦商业性，从全球市场、从纯商业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全球布局问题，以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的适应性策略的问题。一个基本原则便是，要回归到“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的状态。

新的商人秩序会浮现吗？

支撑这一系列新的经济逻辑的微观基础是具体的人。环“亚洲地中海”地区在“人”的层面上也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各种发展机会都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的多重互动过程中演化出来的。民族主义构造出的那一系列“民族致密体”的迷思、各种封装式思维需要被突破，人们要形成更加开放、自由、包容的心态，而能率先形成观念突破的群体，极有可能出现在这个高度跨界互动的人群当中。相应地，对这些人来说，相关各国在就业政策、移民政策、投资政策、法律、教育等方面，都需要有新的逻辑跟上。

技术、公司组织和制造业生产流程层面的经济空间，都在与政治空间日益分离。但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仍然是以国家为主体运行的，无法匹配这种新的发展趋势。

我们很熟悉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二战之后成立的IMF、世界银行、WTO（前身为关贸总协定），基本上是把凯恩斯在一战后的主张变为现实，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从远超单个国家之上的全球经济空间的高度出发来规划世界秩序的底层基础的。但是，具体在操盘这三大机构的是国家，而经济运行的真正细胞—商人，在里面的发言权很有限。甚至在达沃斯论坛这样旨在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问题的非官方国际性组织中，真正的主角也是国家，商人的地位还是像配角。这些都造成了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错位。

世界银行

冷战时期，一方面，政治问题在排序上具有最高优先级，商人秩序必须被置于次一级地位；另一方面，各国之间虽然有产业分工，但是在经济上的相互渗透还远没有达到今天这么深的程度，国界在经济问题上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所以，在当时，治理关系上的错位还不是太大的问题。到了后冷战时期，一切都变了。一方面，政治问题的排序优先级大幅下降，经济问题在今天就是政治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公司、生产逻辑的变化，国界在经济问题上的意义大幅下降。如此一来，治理关系上的错位就是必须要回应的问题了。

全球经济机构的困境

不仅如此，这些全球经济机构还面临着多边组织普遍会面对的一些困境。

第一，多边组织会面临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的困境。多边组织中有大国也有小国，小国天然有进行多边外交的渴望。这是因为，在双边外交中，小国面对大国时的谈判地位非常不利；一旦进入多边外交，大国的优势地位马上会被多边的结构约束住，小国就可以大大改善自己的不利地位。但问题正出在这里。多边组织的民主特征是要靠投票来呈现的，可小国的票数和它们在国际秩序中的利益相关性并不成比例，大国的利益反倒无法在多边组织中获得恰当的表达与实现，于是大国会有杯葛多边组织的冲动。近年来，我们在国际政治中已经看到了大国的一系列杯葛之举，权责不对等困境是它们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多边组织难以表达连贯的价值观，这个困境可能更麻烦。由于多边组织中成员国的价值观多种多样，各国对什么才是正当的国际秩序有着大不相同的理解，进而对具体议题投票时，所依从的原则也会大不相同。并且，每个国家都会有多重利益关切，在不同的议题上，同一个国家的投票原则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就使多边组织的投票结果经常并不反映人们的价值判断，而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利益组合。这样一来，多边组织虽然在宗旨上会有价值承诺，但在事实上放弃了这种承诺；多边组织在名义上是国际行为正当性的来源，但它在处理具体纠纷时的中立性和正当性会遭人质疑。这就令大国更想杯葛它，小国也会在利用这个平台的同时嘲弄它。

这些困境都使得多边组织有着一种自我否定的特征，再加上 技术、公司组织和制造业生产逻辑的变化，更加让当今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踟蹰难行。

公司和人，身处一种超国家空间的“无法”状态

基于对近年来经济逻辑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公司和人都是在一种超国家的空间，更准确地说是非国家的空间中活动的，它们会进入一种“无法”状态。所谓“无法”，是指它们活动的经济空间处于一种法权秩序缺位的状态，商人们找不到可以依托的国际法上的权利主体。新的经济逻辑下的公司和人，都需要一种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超国家/ 非国家的规则系统，但是今天的全球治理机制无法提供这种规则系统。公司自身在相关方面也许可以有所作为，但迄今为止它们还没有展开太多有效作为，公司和人都悬置在“无法”状态。

如何让这些“无法”的存在获得国际法权的形态，是当今的国际秩序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近代以前，很多地方的商人秩序原本就是活跃在国际法权体系的前台的，中世纪欧洲的汉萨同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同时代的中国也有强劲的海上商人力量在活动，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与欧洲在政治秩序上差别甚大，两边商人秩序的逻辑也大不相同。在近代，欧洲的秩序覆盖全球，并改变着东亚的政治及经济逻辑。到了今天这种深度全球化的时代，技术、公司与制造业的变迁是否有可能在东亚地区推动一种新的商人秩序的浮现呢？

要把思路进一步打开，也许我们需要回溯历史，到历史中寻求智慧，看看当年欧洲的商人秩序是如何形成又如何演化的。我在《枢纽》一书中坚持一个基本主题：历史学才是未来学。只有理解既往的演化逻辑及其动力机制，我们才能辨识清楚当下的所在，并有依据地构想未来。

所以，为了更好地构想未来，我们经常需要回顾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