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20-06-22 | 人围观
本报记者 晏耀斌 上海报道
上海这个拆迁补偿案件，整整折磨了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4年。从不知道告谁，到无法证明补偿依据之一会议纪要的存在，再到行政机关反悔不认可会议纪要的结论，到最后当庭拒绝协商，在经历四年“鬼打墙”式的维权之后，天林商业广场行政补偿一案再次进入死胡同，在不少地方，城建拆迁、补偿纠纷进法院解决的呼声仍然停留在纸面上。
6月11日上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C111法庭内，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区土地储备中心及马陆镇政府等四个被告和代理人密密麻麻占了七个位置。原告席上寥寥三人，坐着原告上海天林房地产开发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天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庞伟及何兵等两位委托代理人。
这场行政补偿官司已经打了四年之久，2018年7月，《中国经营报》记者曾报道了天林商业广场项目的“立案难”问题。沉寂了两年后的天林公司与四机关行政补偿纠纷一案昨天终于迈入听证程序。虽然还未进入实体程序，但对天林公司而言，这已经是苦等四年多的结果。
2017年《中国拆迁年度报告》载明，尽管最高法院做出种种努力，但大多数征收拆迁案件仅仅是走了程序，而实质性化解矛盾的案件比例还有待提高。以立案为例，今年是“变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的第六年，踢皮球式的“立案难”仍屡”见不鲜。拆迁中暴露的诸多矛盾，让“拆迁、补偿纠纷进法院解决”的呼吁并不顺畅。
2019年5月，司法部公布了2018年全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数据。数据显示，行政应诉案件的被告中，县级政府部门占比最高，为23.91%。涉及领域包括房屋补偿（拆迁）、土地，分别占比17.86%和16.86%，涉及事项以行政征收为主，占比16.49%。有关审理情况，“驳回诉讼请求”的数量最高，为83913例。
今年6月以来，云南、贵州、广西、重庆等省市高院相继发布2019年行政审判白皮书。无一例外的是，出庭应诉率、结案率同步上升，但“一把手出庭应诉”仍是新闻。
云南省的行政案件数量几乎是2013年的四倍，城建作为主要领域，案件数量是923件，占全省法院新收一审行政案件的21.47%，城建领域中拆迁案件524件，占该领域案件的56.77%。无独有偶，重庆市行政纠纷的高发地仍是资源（包括集体土地征收、土地管理、矿产资源、林业等）、城建（包括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规划、不动产登记等）领域。
在行政补偿中，行政机关往往背负着着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行政补偿规范的制定者，也是实施行政补偿的主体。关于界定何种行为构成行政补偿、补偿标准的问题上，行政机关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性地位。
沪宜公路衔接上海与宜兴（无锡市下辖县），是江苏进入上海的主要通道之一。2014年底，公路开始拓宽改建，四车道变为六车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市政重大工程让天林公司走上了“民告官”的曲折之路。
沪宜公路为期两年的扩建过程中，围挡阻碍了沿线商铺的营业，除损失巨额租金外，商业广场还被占用了2200平方米的规划用地，部分设施面临重建。
在辗转黄浦法院、上海三中院、浦东法院、上海二中院，遭遇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指定受理、再度驳回起诉、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等一系列碰壁后，距离天林公司第一次提交起诉状，已经过去了两年多。
2016年12月26日，沪宜公路改扩建工程主线通车后的第6天，天林公司得到了区信访办主任口头传达的会议纪要，内容是承诺补偿。但没过多久，天林公司被告知，根本不存在有关补偿的会议纪要。申请公开的结果是：该会议纪要不属于应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此时，天林公司连告哪个“官”都没法明确。
2017年，天林公司终于通过申请信息公开得知规划许可红线宽度改成了40米，而此前批准的是35米。据此，第一份起诉状上被告一栏列的是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天林公司寻求的是改变规划许可的补偿。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问题在上一轮诉讼程序中初步解决。2019年11月26日，上海三中院法官依法向嘉定区政府调取了这份会议纪要，在二审裁定中确认会议纪要里明确了前述嘉定区人民政府等四机关为具体负责协商补偿的主体。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听证程序中，上述的几位被告均否认自己是补偿主体，表示“被告不适格”，甚至有被告提出，原告应该依据相邻权向建筑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原告代理人表示，建筑公司所实施的围挡行为是政府的意志，占地建设显然是政府行为。
除被告是否适格外，会议纪要可诉与否也成了听证的焦点。四位被告坚持会议纪要属于指导性、过程性的内部文件，不可诉。两位原告代理人援引最高法院指导案例反驳，并表示内部文件早已因为向外传达，转变为行政许诺。本案标的并非会议纪要，而是纪要所指向的职责。“难道没有会议纪要，行政行为给公民带来了损失，就不需要依法补偿了吗？”作为知名法学教授，何兵在现实中感受极度困惑。
听证最后，审判长问双方是否同意对补偿问题进行协商，四被告相继答复，不同意协商。法庭宣布休庭。
从不知道告谁，到无法证明补偿依据之一会议纪要的存在，再到行政机关反悔不认可会议纪要的结论，到最后当庭拒绝协商，在经历四年“鬼打墙”式的维权之后，天林商业广场行政补偿一案再次进入死胡同，在不少地方，城建拆迁、补偿纠纷进法院解决的呼声仍然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