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5-10-29 | 人围观
TPP协定的背后推手是为美国大企业效命的华府游说团体、大律师事务所与保守阵营智库。它的指导思想是过去三十年美国在全球推销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根据这个理念所打造的全球经济秩序,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果实由极少数跨国精英囊括,但其巨大的风险,却主要由经济弱势群体承担,并导致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由环太平洋十二个国家参与的“泛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经过五年艰辛谈判,终于在十月五日达成协议。这个体量占全球GDP五分之二、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三分之一的巨型区域经济伙伴协定,代表着美国试图从开发中国家与欧盟手中,重新夺回国际贸易与投资游戏规则制订权的最后一搏。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评估TPP的政治与经济意涵。首先这个巨型区域经济伙伴协定如果通过美国国会表决正式启动,无异敲响世贸组织(WTO)架构下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丧钟。这个高门槛的区域经济伙伴协定,将许多开发中国家长期排除在外。这种具有排他性与差别待遇的贸易体制原来属于WTO架构下的例外安排,现在美国却将其树立为主导性、常态性的安排,等于全面侵蚀WTO的无歧视、普遍最惠国待遇的基本原则。
过去美国大力提倡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现在却反其道而行,意谓着三件事情:第一,WTO已经成为鸡肋骨,因为美国在WTO架构内已经无力主导;相反的,以印度、巴西、中国及南非为首的开发中国家,已经取得更大的发言权。
第二,美国单凭自己的市场开放筹码,已经无法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中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她需要利用TPP的经济份量与申请程序,来逼迫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逐一就范。
第三,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必须重新部署对北京的战略围堵,以因应中国综合国力即将超越自己的威胁。推动TPP(以及推动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定)可以将美国与传统盟邦綑绑得更紧,牵制北京推动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的企图,并限制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晋升速度。
但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未必能实现,因为多数TPP成员都不可能割舍与中国的巨大经贸利益。只有加拿大与墨西哥对美的贸易依赖度超过对中国大陆的。以2014年为例,澳洲与美国贸易总额370亿美元,跟中国为1281亿美元;新西兰跟美国贸易总额80亿美元,跟中国是154亿美元;日本跟美国2010亿美元,跟大陆3070是亿美元。
TPP协定的背后推手是为美国大企业效命的华府游说团体、大律师事务所与保守阵营智库。它的指导思想是过去三十年美国在全球推销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根据这个理念所打造的全球经济秩序,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果实由极少数跨国精英囊括,但其巨大的风险,却主要由经济弱势群体承担,并导致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让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支配地位,让极少数跨国企业精英及其利益代理人,在世界各地取得影响国家政策、主导社会基本游戏规则的无比权力。其结果是,主权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职能不断被掏空。更让在国家层次运作民主政体,普遍成为经济巨人阴影下的政治侏儒。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既无法有效维护公民基本福祉,也乏力回应公民的政策需求。
TPP的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巩固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资本的主宰地位,让跨国企业的利益可以凌驾各国的经济、金融、劳动、环境、医疗、食安,网路监管职权之上,并逼迫各国让渡其立法与司法主权。这是一部精心设计的,钜细靡遗的掏空主权施工蓝图,将让跨国企业精英如虎添翼,可以完全确保他们对涉及经济安全、劳动条件、所得分配、资讯流通,个人隐私、人身安全、环境品质等现代社会所有重要的生活面向各种规范与法律之主导地位。
TPP协定中的“投资人与地主国之间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称ISDS)更赤裸裸的剥夺各国司法主权。过去在WTO模式下,外国公司必须遵守投资所在国的法律。一旦发生利益纠纷,所在国拥有司法裁判权。如果外资不服可以上诉到WTO,但外国公司必须通过其母国政府才能上诉到WTO,因为只有主权国家才有权提出诉讼,也只有WTO成员国才拥有解决贸易争端机制的最终主导权,包括选择仲裁机构的权利。
但是TPP协议中的ISDS机制则将提出诉讼和仲裁的权利从主权国家手中夺走,未来将移转给设立在华盛顿或纽约等地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这类机构通常都由倾向维护跨国公司权益的律师或商务仲裁员组成,也不提供上诉机制。因此,未来TPP成员国在执行协定,或制订相关国内法律时,会动辄得咎,到处会陷入被外资控诉并付出巨额赔偿之风险。这也必然进一步削弱各国政府对于劳工、农民、病患、消费大众的保护职能。也难怪几乎所有美国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都极力反对,连最有希望当选总统的希拉蕊也表态杯葛。TPP胎死腹中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