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恐合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11月13日，巴黎发生连环恐怖袭击，导致数百人伤亡。11月17日，俄罗斯证实上月客机在埃及坠毁为恐怖分子所为。11月19日，中国和挪威人质遭IS杀害，11月20日，马里首都巴马科发生恐怖分子劫持杀害人质事件。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恐袭事件，显示出恐怖主义已然是全球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也迫使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然而，各国的反恐行动，迄今为止没有形成有效合力，国际社会的反恐认知仍经常停留在宣示阶段而未转化为共同行动，国际反恐联盟也没有形成协调高效的合作体系，相反，经常陷入宗教、文化偏见和地缘政治利益的绑架中，人道主义干预反而培养了恐怖主义，地缘利益争夺反而导致地区动荡加剧，消除对立反而强化了仇恨等现象，屡见不鲜。

面对恐怖主义挑战，国际反恐合作需要将恐怖主义与其他国际博弈区别开来，剖析其生成和衍变的原因，检视反恐认知和机制存在的弊病，构建能够对应现实的反恐理念和反恐体系，找到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本路径。这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恐怖主义的衍变和新特征

在教义上既强调正朔又随意解释，在组织发展上更加原子化、内生化、多中心化，反对一切异质文化和宗教，这构成了新型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

恐怖主义不是哪个时代的特定产物，但恐怖主义确实带有时代特征，并总是随着时代的衍变而衍变。自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随着冷战秩序破局和新保守主义崛起，恐怖主义的衍变明显加快，并在本世纪出现了两次明显衍变。第一次以2001年“9·11”事件为标志，恐怖主义出现了高度组织化、跨国化和明显的反西方主义特征，并形成了外在的、鲜明的不对称对抗。一方以“基地组织”和与“基地组织”具有明显血缘关系的“呼罗珊集团”为代表，另一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代表。不对称对抗的加剧，导致全球因恐怖活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幅上升，并引发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深刻改变了国际和经济格局，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的10年走势。

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后，“基地组织”和“呼罗珊集团”转为相对沉寂。而作为战争后遗症和北非中东剧变的产物，以IS为代表的新型恐怖主义迅速崛起。其特征表现为：其一，以原教旨主义包装其极端恐怖主义思想以吸引支持者。比如，IS秉持的瓦哈比派教义与沙特阿拉伯主流教义貌似一致；其二，更加意识形态化和具有更明确的政治主张，比如寻求建立复古式的“哈里发国”，恢复“哈里发国”领土和古老的社会形态；其三，不仅反西方，而且反对一切与原教旨主义教义不相吻合的人类文明；其四，与其假想敌之间的对抗，不仅推动在其活动范围周边的外在对抗，而且推动在其敌对国的内在对抗，由此构建了不对称战争的两条战线，而且攻击范围不断增大。IS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激活了“基地组织”其他分支机构等恐怖主义势力，形成了恐怖主义活动的密集区域。比如，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大面积土地的IS主要在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和西方中心地带发动袭击，“博科圣地”组织在尼日利亚北部大规模屠杀，“青年党”在吉布提、肯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肆虐，基地组织分支“穆拉比通组织”在马里劫持人质，等等。

在教义上既强调正朔又随意解释，在组织发展上更加原子化、内生化、多中心化，不仅反西方还反对一切异质文化和宗教，这构成了新型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社会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难度，也使国际社会反恐认知和机制安排上的漏洞凸现出来。

需要找到恐怖主义的真正成因

中东地区的教派潜在冲突，历史造成的原因只能通过历史的演进寻找解决方案，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那些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恐怖主义缝隙，则应该纠偏。

反恐首先需要找到当代恐怖主义真正的根源，而恰恰是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缺乏真切认知。有人将恐怖主义的发育简单归因为极端宗教势力作祟，有人归因于经济和社会的低速发展，有人认为是弱竞争力国家和地区抵制经济全球化的反映，有人认为是不良治理叠加的结果。最简便的解释，是套用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则真诚地认为，恐怖主义反映了“中东许多国家政治和经济原则的失败”。

这些解释，要么过于片面，要么最终会走向历史宿命论。其危险在于，不仅会导致无法寻找当代恐怖主义的责任，还会导致恐怖主义无解。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必须先找到对于恐怖主义成因的基本共识，有了基本共识，才可能找到反恐合作的恰当路径。

中东恐怖主义的缘起，一方面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潜在的教派冲突风险。中东地区不同教派都建立了有效统治体系，北非中东地区多数为逊尼派政权，伊朗和叙利亚是仅有的两个什叶派政权。对经典教义的不同解释造成了潜在的冲突风险。而在不同教派下，又形成了不同的次级教派，多重潜在冲突缝隙为恐怖主义留下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中东地区有现实的民族冲突风险。上世纪中期以来，中东形成了阿以冲突的长期博弈格局。对于相对弱势的一方，采取不对称对抗方式是取得战略平衡的常用办法，这也为恐怖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

此外，中东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困局也催生了恐怖主义。必须指出的是，中东地区的政经困局并非是自身治理不良的结果，而主要来自外部力量的频繁干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中东地区的长年危机，多数情况下是争夺石油资源所致，“让油价掉到两美元，我就能让中东实现和平”。近年来，虽然石油不再是外部力量干预中东的主要考量，但反映西方中心论视角的“中东国家失败论”仍占据主导地位，按照自己希望的模式改造中东，而不是在尊重中东特性的基础上帮助中东恢复秩序，仍是外部力量的主要策略，由此导致中东治理结构分崩离析，恐怖主义作为替代性秩序主导者应声而起。

显然，分解来看，中东地区的教派潜在冲突，历史造成的原因只能通过历史的演进寻找解决方案，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那些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恐怖主义缝隙，则应该纠偏。比如，不能再把西方中心论下的价值观强加于中东，不能再通过外部干预强化中东治理的复杂性，而应该设法降低治理难度。在这方面，西方不能回避其历史责任。

重构国际反恐联盟的组织功能

重构国际反恐合作组织功能，需要联合国加快自身改革进程，既能保护多元文化，尊重不同宗教和文化间的差异，又能对恐怖主义风险及时评估和决策。

找到恐怖主义的成因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需反省国际反恐合作机制中存在的缺陷并加以修正。现在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空心化状态。自2001年“9·11”以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国际反恐联盟。但是，国际反恐联盟是一个松散的、非实体性的联盟，既缺乏明确的恐怖主义定义，也缺乏反恐的法理程序安排。

由于内核的缺失，国际反恐合作的组织功能事实上由北约代替，本来可以发挥组织功能的联合国及安理会，因为决策效率等问题，被弃之不用。北约行使国际反恐联盟组织功能的结果极其负面。一方面，基于北约的强大军事能力，创造了单边军事干预、以人权为名挑战主权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在北非中东地区高效率地推倒了北约认定的强人政权，却留下了许多治理真空。另一方面，北约的扩张引发了地缘政治的新危机，这特别表现在乌克兰东部北约与俄罗斯的战略对峙上。战略对峙引发了地缘政治版图的重组和更高层面的对抗，并导致在对峙区域内，对于恐怖主义的应对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策略。IS的战略重地一半在叙利亚北部，国内和国际多种博弈力量的出现加之历史因素，导致IS在某一阶段得到某种默许和庇护，而在另一阶段则可能遭到打击。这种转换完全取决于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取决于对其恐怖主义行径的评估。这无形中扩大了IS的影响力。事实上，IS就是通过“预言”的不断实现以吸引支持者，不能瞄准恐怖主义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等于“配合”了IS的“预言”。

从伊拉克战争到北非中东剧变，四处留下的乱局表明，国际反恐合作，不能由区域性军事组织代替行使组织功能，必须重建应有的组织功能。而联合国作为二战后确立、在冷战时期也未坍塌的国际秩序维护者，理应承担国际反恐合作的主导者角色。经过联合国授权的干预行动，才具有法理性，才有可能汇聚国际反恐力量。实际上，这本来就是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扩散和禁止使用化武方面取得的经验。恐怖主义威胁不亚于核扩散和使用化武的全球性威胁，也理应纳入联合国的管辖当中。

当然，重构国际反恐合作组织功能，需要联合国加快自身改革进程，既能保护多元文化，尊重不同宗教和文化间的差异，又能对恐怖主义风险及时评估和决策。如此，才可能将恐怖主义与宗教、文化、传统地缘政治博弈区分开来，使反恐国际合作走向专业化和标准化。

更新陈旧的国际秩序观

国际社会能够承担反恐的历史和现实责任，能够建立反恐的基本共识，革除反恐合作机制的弊端，就是对恐怖主义挑战最好、最有力的答复。

恐怖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的重大挑战，从历史因素、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文明差异等都给不出逻辑完满的解释。因为这些因素本来就存在，发生变化的主要是国际政治的运作。正是国际政治运作的差错，导致了新型恐怖主义的衍变和兴起。而之所以出现差错，主要原因在于陈旧的国际秩序观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在西方视角下形成的传统国际秩序观，主要来源于对国际贸易差序和国际强权的维护。在这种秩序观下，形成了西方是国际秩序主导者和维护者的固有观念，形成了西方是世界文明中心地带、其他地区是文明边缘地带的理念。这一理念放射到打击恐怖主义事务上，就是维护文明中心地带的反恐才是反恐，挑战文明中心地带利益的恐怖主义行径才需要重视，对恐怖主义的解释权、打击恐怖主义的路径选择，只能掌握在国际秩序的传统主导者手里，不容他人置喙。由此，在反恐事务上形成了双重标准，形成了不同的生命等级差序，形成了国际反恐合作的隔离带。

比如，美国打击“基地组织”就是反恐，中国打击“东伊运”等就要百般挑剔，俄罗斯打击IS就要怀疑是否旨在维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又如，巴黎恐袭就是反人类反文明，伊拉克、黎巴嫩、非洲的恐怖主义行为就要另行考量。假如在反恐事务上总是充满这样的短见和猜疑，国际反恐合作就只能在低水平徘徊，反恐就可能成为各国战略互猜的理由。

因此，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必须改变旧的国际秩序观。尽管维护贸易差序和国际强权几乎是国际秩序传统主导者的下意识反应，甚至在一定阶段有利于维持国际秩序稳定，但必须承认，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例外论不能反映这个真实世界，不能解释不同国家有权根据自身情况反恐的合理性，不能夯实国际反恐合作的基础。因此，改变旧的国际秩序观，将所有的恐怖主义行径都视作对全人类所有文明的挑战，将反恐从地缘政治中剥离出来，尊重不同国家的宗教、文化和核心利益的差异，不扩大和利用这种差异，已是当务之急。

这意味着，反恐不存在什么独家解释权，不能设立双重标准；意味着必须注重缩小异质文化族群间的差异而不是扩大这种差异；意味着需要摒弃“以暴制暴”的反恐思路，改为注重标本兼治。国际社会能够承担反恐的历史和现实责任，能够建立反恐的基本共识，革除反恐合作机制的弊端，就是对恐怖主义挑战最好、最有力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