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永年：中国现代化应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文明

(记者海岩 杨帆)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早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这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大公网专访时指出，中国自古有一套符合自己文明性的制度体系延续至今，在经济上，国家、民营及国家与民营合作三层资本平衡发展，在政治上，决策权、执行权与监察权三权合作，这种制度格局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改变。

郑永年接受大公网访问。海岩摄

郑永年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监察权重新确立，三权到位，下一步重点是厘清三权边界，探索中国自己的民主;经济层面则面临三层资本再平衡，改革推进与之匹配的制度体系等。他还强调，中国当前应预防“明朝陷阱”，勇于开放创新，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文明。

“一个制度生成了2000多年，不能说它是不好的制度。”郑永年在访问开始就说道，在经济领域，中国从汉朝到当代几千年一直是三层资本，上层为国家资本，底层有大规模以中小型企业为代表的民营资本，中间层是政府与民营企业合作，近代称“官督商办”，现在是PPP等形式。“西方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那当然是不正确的。历史上除短暂阶段，中国经济都是三个市场平衡发展，一起发力就发展很快。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还是国家衰落、光有市场，都会发生问题。”

郑永年指出，中国有三层资本，政府有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有对付金融经济危机的责任、有平衡市场的责任。应对危机，除了西方所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中国政府还有国有企业。“中国通过三层资本就避免重大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发生。这个制度很好，我觉得不会变，中国也不会放弃国有企业。”

在政治上，郑永年认为，中国自汉朝到晚清一直实行三权制度，三权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王朝兴衰，但三权分工合作的制度从来没有变化过。他指出，西方所谓三权分立是权力制衡，而中国的三权是把一个权力分成三段，“这是一种理性的体现”，有人决策，然后有人执行，执行完要监察，权力理性分割，分工合作。

郑永年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最大成果是重新把监察权拿回来，从最初北京、浙江等省试点到现在全面铺开，目前三权到位。不要低估三权的发展能力。三权制度在中国也不会大变，只是怎么完善的问题，有很多细节要做。监察权的边界在哪里，哪些可以监察，哪些不可以监察，到现在还在试，需要一段时间。

按照中央规划的时间表，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49年成为现代化强国。郑永年展望，经济上，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望达到1.2万美元左右，2035年达到3万美元左右;政治上则更民主一点，理性一点;体制上，三层资本、三权分工合作，很长时间不会变。

至于下一步改革，经济层面，郑永年认为，三层资本中，国有股东占的空间太大，未来国企要让渡更多空间给民营企业，可预期，顶层会越来越小，中间层也不会太大，底层越来越大。现有体制机制有结构问题，与三层资本不匹配，要与三层资本结构配套，门当户对。

政治上，郑永年提出，重点是三权分工合作，明确三权的边界，明确党与社会组织、党与经济组织、党与宗教等边界，与时俱进。

中国对世界最大贡献是发展自己

经过70年发展，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提出“一带一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在全球治理中地位日益凸显，国外舆论评价崛起的中国已放弃“韬光养晦”。郑永年对此表示，“其实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已经很难像早前那样‘韬光养晦’。你作为和不作为都会有影响。”

他认为，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发展自己，做大市场”。美国对世界的贡献是自己的大市场和消费能力，中国和美国没有什么不同。十八大以后，尽管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增长率保持在30%，还通过「一带一路」等向外扩散，这就是最大的贡献。

郑永年举例说道，“国家大了，老百姓吃什么不吃什么都能影响国际市场。中国人一星期多吃一只龙虾，澳洲龙虾价格就上涨，中国人不吃龙虾了，澳洲龙虾价格就下降。这跟韬光养晦没什么关系，而是国家发展到现阶段必须做出的调整”。

未来中美竞争 比谁更开放

近两年中美贸易战跌宕起伏，近期出现缓和迹象。“只要中国更开放，贸易战美国是打不下去的。”在郑永年看来，美国没有可能遏制中国。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经济竞争是最好的，未来中美的竞争就比谁更开放，越开放越强大。

郑永年从贸易角度分析说，两国之间有逆差或顺差是常态，市场造成的贸易顺差或逆差，当市场自己本身不能解决的话，一个国家的政府动用行政、政治甚至其他方式来解决贸易问题，就发生贸易战。“贸易是动态的，不可能完全没有逆差或顺差，这次解决了，过10年15年又会有。”由此他表示，中美贸易战“没什么了不起”，是“正常现象”，不必看得太重。

“贸易层面的竞争，始终是经济竞争。经济冲突不是零和游戏，今天你多赚一点，明天说不定我就多赚一点。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那经济竞争是最好的。如果演变成军事竞赛、意识形态的竞赛，就会变成文明冲突。”郑永年说，“中美之间只要不走向传统的美苏冷战，就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走向美苏冷战，对中国对美国代价都很大。”

外界有舆论认为，美国挑起对中国贸易战意在遏制中国，但郑永年直言：“遏制中国，没有可能。”在他看来，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只要不是自己打败自己，没有国家可以打败另外一个国家。对于中国来说，要用资本而不是政治的逻辑对付美国。

郑永年说，只要中国更开放，贸易战美国是打不下去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低，但绝对数量不比美国少，谁也不会放弃中国市场。中国要更加开放，开放不仅仅是一种资本的需要，还是技术交流的需要。未来的竞争就比谁更开放，越开放越强大。此外，贸易战对中国也是机会，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依赖，提醒中国要更加重视国内市场和本国的消费。

警惕未崛起先封闭

“任何制度要符合它的文明性，不是学西方就好。”当下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外界对于如何推进政治、社会等领域改革仍有颇多争议。而在郑永年看来，“没有一种完美的制度，要探索符合自己文明的制度”。

“我不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能生根。中国需要自己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自由主义。中国以前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就失败，现在找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就成功了。政治上也是一样，如果你照搬，像台湾那样完全西方的多党制啊，也会失败，甚至分裂国家。”

作为专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郑永年被媒体描述为“备受中国高层重视的著名学者”。他本人并未直接证实相关细节，但谈到向中国决策者建言时称“领导人听不听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说真话”。

郑永年说，他现在每个月来中国两次做调研，可能比国内不少学者调研还要多。通过近距离观察，郑永年对解决中国问题有自己的视角。

郑永年认为，当前中国要预防“明朝陷阱”，国家还没有真正崛起就又封闭起来了。历史上，中国从秦朝统一国家到汉唐，不仅在地域上大扩张，而且建立起当时最强大的政治体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被西方称为“开放的帝国”。而到明清，中国王朝变得越来越封闭，尽管在疆域方面有扩张，但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什么创新，最终被近代西方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打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真的虚心好学，请进来走出去，与国际接轨。2008年以后，很多人骄傲起来，觉得中国了不起，西方不行了。这种封闭的心态是要不得的。中国人均GDP1万美金都不到，中国最好的IT企业华为，40%供应还是靠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