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疫情防控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契机专访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

　　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仍在进行中。这场抗“疫”战如同国家治理的一面镜子，在映照出经济潜力和制度优势的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环境、市场监管、法治建设、物资储备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虽然拐点尚未到来，但疫情已经逐渐得到控制，有必要对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环节进行反思。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

　　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

　　政策应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金融时报》记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暂时性的冲击。为此，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减压纾困。但同时，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应当实行大规模刺激政策。对此，您怎么看？

　　赵建：这两种声音实际上代表着两种政策思路，一个是从供给侧通过降低成本修复企业的生产函数；一个是从需求侧扩张总量激发消费和投资需求。我认为这两种政策都有必要，关键是看政策实施的精准度和火候拿捏。就像给病人调理身体，供给侧的减负纾困更像是中医的疏通经络、培养元气、强基固本；需求侧的宽松刺激则像是西医的急救手术、打强心剂和抗生素、输氧辅助呼吸等。从理论和经验来看，供给侧的中医疗法可以从企业经营的深层次问题入手，能解决一些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短期来看减免税、息、租，也能从成本端做减法来改善现金流量表和损益表，帮助企业在疫情期间降低负担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营。需求侧的西医疗法好处是对病情严重的病人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总量刺激的“抗生素”疗效也比较快，能为企业很快带来订单和融资性现金流；而且实施起来相对简单，无论是降低利率、放松银根的宽松货币政策，还是加大基建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都是总量政策，不需要太复杂的结构性措施，可以立即给企业带来订单和营收。当然，副作用也相对大一些，可能会积累通胀、资产泡沫和杠杆率过高的风险。

　　本次疫情同时冲击了供给和需求两端，短期内造成了一定影响。供给端首先影响的是劳动要素，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和时间都减少，正常的经营活动难以维系，现金流出现萎缩甚至断流。但在成本支出端，人工成本、厂房和办公室租金、某些税费、贷款利息和一些管理费用却都是刚性支出。这样收入和支出一合并，现金流是负的，企业入不敷出，持续下去就会导致企业关闭。疫情对需求侧的冲击更明显，消费方面，交运、餐饮、住宿、影视、家政、旅游等行业的需求出现下滑，而这些行业又都是以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为主，抗外部冲击能力比较差。投资需求也因为疫情防控措施和企业信心不足而减少，净出口也是一样，疫情防控措施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一些跨国供应链、产业链都有崩断的风险。这个时候政府从供给侧出台纾困政策，减免员工成本和税费，协调房东减免或缓缴房租，可以从降成本的角度为企业减压，在这个特殊时期当然至关重要，相当于提高了企业的“免疫力”。但是仅从供给侧入手还不够，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创造价值、满足需求、实现盈利。如果企业没有订单，企业的产品没有需求，那么就不会有正常的营业收入，仅仅靠从供给侧和成本端“做减法”无法持续下去。就像一个人元气再足、免疫力再强，也需要吃饭喝水。而且疫情对需求的冲击更加严重，所以如何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需求受损的情况下快速修复需求，比如通过扩大基建为上下游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通过释放流动性让企业有更宽松的融资环境以维护资金链不断裂，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特殊的疫情阶段，建议政策层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相互配合、共同发力，既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显著的效果，又能降低仅从需求侧发力在将来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特别注意的是，需求刺激还是要有度，尽量做到精准施策，节约货币和财政资源，防止因大规模刺激带来的资产泡沫风险。

　　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在关键时刻发挥重大作用

　　《金融时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您认为应当如何将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赵建：疫情防控对各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考验的是国家、社会等多个层面的资源动员和组织治理能力。我们应该将这次疫情防控放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对仍然处于发展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在现实问题中不断探索和前行的实践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一种实践，是切切实实的解决问题。而像新冠肺炎病毒这样爆发力大、传染性强的疫情，应对起来的复杂和困难程度可能超出想象。除了在病理学、药物和疫苗研发等科技领域需要动员国家力量集中进行科研攻关外，如何统筹上下级和协调部门间、地区间关系，在疫情爆发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卫生管理部门到财政和民政部门，全国第一时间进入抗疫战备状态，快速形成防控网格；如何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在疫情过后快速恢复经济，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按照迈克尔·曼和福山等的政治学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在三个方面：国家动员能力、制度能力（法治）和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负责任的政府），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我国的制度优势都有所体现，不仅能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还能做到“集中力量办急事”。第一，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在疫情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快速形成一盘棋的防控管理格局。成立中央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各省市守土有责，快速形成了中央—省—市—县—社区（村镇）的统一管理、地方自治的层级网格化防控态势。第二，制度能力体系体现在制度整合、制度机制建设和法治水平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依法防控疫情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要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司法力度，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理措施”。可见只有做到依靠完善的法治和科学的机制，才能在疫情发生后各方面的力量快速发动起来，最大化减少层层上报和等候上级指令带来的效率损耗。第三，能解决问题的、负责任的政府。有些国家由于各种制衡机制的制约，政府解决问题的效率比较低。在危机面前，理论再先进、口号再响亮，最终的检验标准是能不能切切实实解决问题。我国在这些方面有相对优势，疫情发生后各地各级政府能快速响应中央指示，集中力量支援重灾区，出现疏漏后能及时吸取教训加以弥补和完善，对不胜任的干部人员果断免职更换，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防控管理能力。我们也看到了疫情防控过程中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的重要作用，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大法宝”在关键时刻的发挥，这些都体现了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当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每一次重大事件的考验都是提升的重要契机。相信本次疫情过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会再一次取得明显的进步。

　　应及时出台有效的产业政策和改革举措帮助恢复经济

　　《金融时报》记者：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以后，有些领域可能出现报复性的反弹，比如消费。但也有些需求是补不回来的。您认为应该出台哪些可以释放潜能的改革措施？

　　赵建：从2003年“非典”期间的经验来看，疫情过后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会有一波较大的反弹。比如2003年的旅游、交运和餐饮等行业，同比增速在疫情过后反弹了3到5个百分点。一些延迟的投资项目和积累的订单也会在疫情结束后的一个季度内集中赶工赶点恢复，出口和国外订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整个需求都会呈现出报复性反弹的迹象，这对快速修复在疫情中受到伤害的经济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于本次疫情来说，这种反弹要注意四个与以前不同的情况：一是对于居民需求，春节黄金周节日效应的消费很难补回来。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前后，春节黄金周的消费对中国人来说是个非常庞大的量。2019年春节黄金周的零售和餐饮消费超过1万亿元，旅游消费为5139亿元，这些消费额在疫情过后显然不会补上。二是对于企业需求，反弹和修复还要看疫情持续的时间，如果时间太久，一些中小企业和供应链坚持不住，企业一旦关闭、供应链一旦断裂，疫情过后就没有报复性反弹的机会了，这就是所谓的产业生态不可逆的现象。从中观层面还要看行业和产业属性，有些行业的产品比较有弹性，供应链也比较有韧性，可以灵活的组织生产和与上下游客户协调订单与物流，能将生产活动推迟但不会对企业和供应链产生致命影响，这样的行业会在疫情结束后较快的恢复。三是对预期的影响，疫情作为一个突发事件，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冲击，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疫情结束后对消费和投资可能会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可能会增加预防性储蓄来预防以后类似的事件发生，这从另一个方面抑制了需求的恢复和反弹。四是如何能快速的从疫情防控时期的“战时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个从心理上、社会秩序上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疫情结束后经济的恢复情况。要知道疫情本身对经济直接影响不大，对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的是为防控疫情采取的各种措施。疫情发生后，从省市到社区村庄普遍采取的是“休克疗法”，包括封城、隔离、封路、关停等措施，消费、生产、投资等经济活动在一段时期内近乎停摆。疫情结束后如何能把“休克”的经济快速激活，对需求的复苏和反弹也至关重要。

　　针对以上四种情况，在疫情结束后政府应该及时出台有效的产业政策和改革举措帮助恢复经济。一是加快推动社会、经济恢复正常秩序，清理疫情防控时期设置的各种人为障碍，为人流、物流等疏通堵点；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做好社会心理辅导，让人们尽快从疫情防控期的紧张状态中走出，增强消费和投资信心。二是疫情期间采取的各种税费、高速公路费减免等措施，可以考虑再延迟一个季度，扩大的财政赤字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国债弥补。三是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切实为疗伤和恢复中的企业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比如在疫情期间采用的数字化行政服务手段，疫情结束后可以通过优化升级继续采用，这也是疫情防控带来的宝贵经验。四是对于因疫情受到严重打击暂时处于破产边缘的中小企业，当地政府部门应该牵头协调银企关系和上下游客户关系，通过担保等方式为企业贷款展期和续贷提供支持；对于经营实在难以维系的企业，政府尽可能地提供便利服务降低破产成本，并为新的公司注册从行政程序、税务服务、人员招聘等各方面提供支持。五是可以考虑延长中秋节天数，尽可能弥补今年春节损失的节日消费。六是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发行具有补助功能的消费券以激活人们的消费热情，香港政府给居民发现金，但由于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不等于1，发的现金有一部分可能储蓄起来，发消费券可以更好地刺激消费。

　　倒逼中小企业进行更加科学有效的管理

　　《金融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显露出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您认为在疫情过后，应当如何补齐中小企业容易陷入生存困境这一短板？

　　赵建：疫情考验的不仅是国家、社会、政府，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危机来临，不能指望他人，主要靠自身的应对能力。如何做好危机应急管理，如何通过变革快速应对环境变化并转危为机，这是本次疫情给每个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一个必答的“问卷”。疫情之后，具有战略变革决心和能力的企业势必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变：

　　首先，更加积极的现金流管理。疫情的发生使企业认识到突发事件的致命性影响，在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降下如何维系企业的正常经营，其中保留三个月以上的自由现金流至关重要。在正常时期，过多的自由现金流会产生较高的机会成本，企业一般不会重视。但本次疫情的发生，让大部分企业意识到现金流和融资渠道的管理多么重要，促使企业加大现金流量表和多元融资管理。

　　其次，更加科学的供应链管理。疫情的发生对供应链产生重大冲击，受物流和开工不足影响，上游的原材料及中间品难以按日常计划供应，在存货不足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到下游客户订单完成情况。时间久了整个供应链就很可能断裂，波及上下游一批企业。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应该将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考虑在内，提高存货储备和订单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优化上下游客户关系，建立供应链突发风险应急预案，尤其是处于下游产业链的企业，更容易受到需求萎缩的冲击。经过本次疫情，有条件的企业应该与上下游企业建立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下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体系。

　　再次，更加多元的获客渠道和销售场景。疫情防控要求减少人与人的接触，造成线下消费大幅缩水，只具有单一线下获客渠道和销售及客户体验场景的企业将受到很大的影响。疫情的发生会强化不同行业企业的线上化改造意愿，同时以此为契机推动企业的数字化改革进程，更多的企业会将业务搬到线上，o2o模式会更加普及。可以说，企业的线上化运营能力恰是中国应对疫情冲击的韧性所在。同时我们也看到本次疫情中线上社群扮演的重要角色，以社区为单位的个体微商将会更加普遍。

　　然后，更加富有弹性的生产能力。柔性生产能力是决定一个企业在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能否改造原有生产线和技术条件以适应新环境获得生存发展机会的关键。疫情发生后，一般的消费大幅缩减，医疗和卫生防护用品及设备却存在巨大的产能缺口。在这种情况下，柔性生产能力强的企业可以通过重组改造生产线或迅速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转向紧缺物资的生产，在原有业务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开辟了其他的营收渠道。本次疫情会促使企业加大柔性生产方面的改造，保持技术灵活度和敏捷转型能力，以应对环境的重大变化。

　　最后，更加灵活的人力资源管理。疫情和疫情防控直接影响的是人，对企业来说就是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疫情期间，由于防控需要，员工不能正常上班，企业在人力资源和工作模式上加大创新。有些企业由于管理规范，能够较好地将疫情防控嵌入公司的内部管理，可以较快地复工复产。有些企业通过多样的工作方式比如居家办公、远程作业等，可以更加灵活的恢复运营。还有些互联网企业创新出“共享员工”的模式，在特殊时期有效地盘活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对于完全停工停产的行业，比如餐饮和住宿等行业，企业需要在自身生存和保障员工利益之间做出平衡，比如可以通过与员工协商在疫情期间降低薪酬或者延迟发放薪酬，或者适时推出员工持股计划，依靠激励相容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促使员工与公司一起共渡难关。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长期而深远

　　《金融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倒逼出一些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商业模式。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您认为这是否将成为常态？

　　赵建：从人类历史和过去的经验来看，重大疫情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都有深层次影响。远的看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它为几百年后的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埋下了种子，因为黑死病期间很多有威望的教会神职人员病亡，补充到各地教会的都是一些世俗化的“不称职”的神父；黑死病造成劳动力大幅减少，改变了要素的相对价格，雇工的工资上涨了几倍，促使农场主采取大规模经营（圈地运动）和加大机械研发。近的看2003年的非典，有人认为也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兴起。这里面可能有点巧合的成分，但毋庸置疑的是“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本次疫情的影响程度、持续时间和采取的防控举措前所未有，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将产生重大而又长期的影响。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将成为常态：

　　一是加深了信息化、网络化在各方面的应用和渗透，“在线+”模式将更加普及。在线下实体经济为抗击疫情近乎停摆的情况下，网络购物、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和娱乐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缓冲力。疫情给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需求，培训了人们的使用技能，培养了使用习惯，所以疫情后也会持续下去。二是工作模式将更加多元化，平台+个人的弹性方式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通过这次疫情人们发现除了一些必要的线下洽谈场景，很多工作居家办公也可以完成，还节约了交通的时间和费用。工作模式多元化，平台+个人的弹性工作制可能更加流行。三是基于社区生活的o2o社群微商模式将迎来快速发展。以社区为单位的防控网格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依赖社区，网络购物开始下沉到社区微商，大家感受到便利后还会持续下去。四是家庭保障功能彰显，可能重塑单身群体对婚姻家庭的认识。本次疫情期间，提供保障的除了社会、社区、企业等外，家庭的保障功能开始显现，单身群体可能会提高结婚意愿。五是改变了过去的城市化思路，城市功能的完善将成为补短板的新方向。城市的竞争力不再只看规模和表面，更加看重公共卫生等软性功能。六是大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针对提高免疫力的健身和养生活动会成为后疫情时代人们新的兴趣点。

　　强化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

　　《金融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会影响中国国内的供应链，也会加快国际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比如，本田汽车零件制造商F-TECH已经决定用其在菲律宾的工厂取代武汉，以生产制动踏板。对此，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赵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的地位短期内无可替代，因为这是几十年积累和沉淀下来的一种产业生态和文化，不是简单的几座厂房、几条生产线和几万个工人的事情。疫情发生后，由于中国的很多工厂停工、延期复工或半复工，对上游企业的订单和下游企业的供货基本上处于停滞和延迟状态，导致很多国外企业也没法开展正常的生产运营，一些全球产供应链和产业链岌岌可危，一些企业为解决燃眉之急从别的国家和地区寻找替代供货商或下游客户，这些都是企业正常的“求生本能”和自然反应。但是我觉得这很难成为普遍的现象，只是疫情期间的暂时行为。一方面，其他地区比如东南亚虽然有生产线，但短期内还不具备取代中国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短期内可以实现某个产品零部件的替代，但难以实现整个产业链的替代；另一方面，疫情开始在全球传播，如果是因为担心疫情而转移产业链，那么全球都没有安全的地方。而且从防控的效果来看，现在中国的疫情防控效果反而是最好的，当前各项指标都已经稳定、向好，相比之下其他地区和国家反而存在着爆发的可能，隐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产业有生命周期，中国的工业化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过去的低成本红利逐渐消失，但工程师红利、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等开始显现，一些低端的产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也符合全球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规律。疫情的发生可能会引起部分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上不同的地区间寻找上下游产品替代，也可能会加速低成本产业链环节的向外迁移，但并不会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产业链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还有可能倒逼中国的企业加快技术替代和生产线改造升级。当然，在当下抗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我们还是对这种产业对外转移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这种现象对外贸出口企业造成的伤害，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加大出口退税力度，组织防控力量护航对外加工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维护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坚定不移的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大化减少非生产性的行政干预，培育具有创新能力和高附加值产业链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在顺势推进国内产业升级的同时，继续强化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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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的体制机制问题，应以改革的方式予以解决：

　　首先，强化信息公开透明，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清单管理和政府信息定期披露机制。加强舆论监督，充分尊重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权，避免公权力被滥用。尽快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保护公民为维护社会公正和公众利益的有事实依据的爆料行为，吹哨人不会受到泄密或传播谣言等指控。

　　其次，强化社会治理体系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一是治理理念上，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从传统“堵”的思路转移到“疏”的思；二是完善治理主体，推动政府、社会和公众公共参与的协商，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等层面加强合作；三是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四是打造智慧政府，深化政府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五是强化官员问责体系，表彰抗击疫情战斗英雄，正反两方面实施激励约束。

　　再次，大力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放开市场准入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和改善工作环境，提高财政支出中医疗等民生支出占比。

　　此外，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融资问题。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难以满足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需求，注册制改革是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的关键一环，带动中国金融体系向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转型，服务高质量发展。

　　最后，为了应对经济持续下行，用改革的办法稳增长。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提升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冲击分为两轮，并且当前正处于第一轮冲击兑现、第二轮冲击蓄势的窗口期。因此，如果宏观政策能够及时精准发力，修复第一轮冲击，预防第二轮冲击，则有望避免冲击共振、降低总体压力。近期，工信部宣布，将重点支持5G、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复工复产。广东、安徽等地区亦在加紧通过产业投资基金、政策性银行加大对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得益于有力的政策干预，中国新兴产业所受的短期冲击虽将客观存在、继续兑现，但是在范围和强度上料将得到渐次舒缓。

　　长期来看，深耕新兴产业有红利。对于中国新兴产业而言，疫情压力有望转变为发展动力，需求侧、资金侧的改善预计将长远地拓展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基于此，以新兴产业为动力源，“消费升级+硬核科技”将成为贯穿未来长期的价值主线，并将持续向资本市场映射。目前，疫情的海外演进正在给全球市场带来新一轮动荡，并有可能通过市场情绪起伏和国际资本进退，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涟漪效应。但是，上述的两条价值主线预计不会因短期因素而改变，有望在全球视野下保持相对的成长性优势，因此值得提前布局和长期深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 新冠肺炎疫情既催生了一系列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又促使一些原本存在但不温不火的新经济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这些创新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消费方式进一步线上化。在疫情防控期间，更多人改用线上渠道“足不出户”实现多样化消费，由此导致网络购物、网络课堂等发展较为成熟的线上消费呈现高速增长以及一些新的线上消费孕育兴起。二是成熟技术的应用创造新业态、新模式。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接触式消费受限，为一些相对成熟的新兴技术开辟了市场空间，特别是无人机送货、无人车载等新兴供给方式应运而生。三是新型工作方式成为新趋势。春节期间及近期复产复工期间，由于隔离、限制出行等影响，倒逼许多企业和单位转向分散、灵活办公，由此推动了大量网上办公、视频会议、在线交付等新工作方式出现，有效推动了办公效率的提升。四是健康消费和健康产业成为新增长点。此次疫情蔓延与食用野生动物直接相关，同时暴露出居民日常生活的卫生陋习，从而引发人们对长期以来的消费和卫生观念的反思，并促进全社会对健康安全关注度大幅上升，更加注重加强自身防护和提高免疫力，对健康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显著增长。

　　可见，此次疫情为创新提供难得的探索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将倒逼一系列新消费、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加快发展，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结构转型及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