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技术增强展览效果（金台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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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20年04月05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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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技术增强展览效果（金台论道） 张 贺

《 人民日报 》（ 2020年04月05日   05 版）

　　全世界的博物馆正在掀起一场数字化革命，用数字技术开拓新的展览形式、增强展览效果、提升参观体验、加强文物保护……数字技术使博物馆在实体之外再造了无数个性化、可以随时随地访问的贴身博物馆。博物馆的存在方式与服务方式都将因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发生巨变。

　　用手机对准古建筑，便可以看到古人是如何建造的；用手机对准古籍，便可以看到书页上原本没有的各种数据表格，甚至聆听古人朗读；将手机对准某个特定景点，一个穿戏服的演员就会出现在屏幕上，并在一分半钟内表演一出有关历史的戏剧，用户还可以跟这个虚拟人物合影留念……以往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场景今天已经变成现实。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使博物馆的展览突破了既有的时空限制，给用户以更加多元丰富的参观体验。

　　在这场数字化革命中，我国的博物馆也需要及时跟上世界潮流。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应用数字技术取得了丰富成果，“走进清明上河图”“紫禁城天子的宫殿”“数字圆明园”等数字化项目受到观众热捧。许多博物馆、纪念馆都运用数字技术再现历史场景，不论是原始人日常劳作的场景，还是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战斗场面，在现代仿真技术的运用下，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极大激发了参观者的兴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我国博物馆数字化工作也面临挑战。首先是展品的数字化工作量巨大，目前实现数字化的文物数量较少，难以满足观众数字化参观的需求。我国是文明古国，存世文物仅在国有博物馆就有3750多万件，受制于展览面积和文物保护需要，能展览的并不多。许多文物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有机会展出一次。《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展览时大排人龙、一票难求的盛况把这一矛盾凸显了出来。因此，亟须加大馆藏文物数字化投入。数字化并不仅仅是拍照或录影，而是打造数字化产品。故宫博物院曾经打造五代时著名画家黄荃的《写生珍禽图》数字化产品，使画面上的禽鸟昆虫动了起来，逼真再现了画家精妙的笔法和惊人的对细节的观察与把握。这样的数字化产品需要资金、技术和时间，任务量巨大。

　　其次是运用数字技术深度挖掘文物展品内涵的意识需要强化。我国博物馆数字化尚处于初期，相关网站和应用程序比较简单，与用户的互动不强，需要增强展览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大多数文博应用还是比较沉闷，趣味性和娱乐性不强。目前，青少年群体已经成为我国博物馆的主流参观群体，他们熟悉数字技术，博物馆的相关应用如果被他们视为“落后”“老土”，不利于引导他们养成参观习惯。近年来我国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相关的研究也新意迭出，如何把这些最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数字化展品中，成功的案例还不多。

　　总之，数字化博物馆不能仅仅停留在给博物馆披上一层数字化的外衣，而应该成为推动博物馆深入挖掘文物内涵、立体展示文物价值的契机。

　　“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据说这三个问题是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的三大终极问题，而博物馆恰好可以回答这三个问题。对中国人而言，博物馆也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起源、思考中华文明发展与未来的重要平台，对于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觉都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博物馆要承担起如此重要的使命，就必须积极应用最新数字化技术，讲好中国故事、让文物“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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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的博物馆正在掀起一场数字化革命，用数字技术开拓新的展览形式、增强展览效果、提升参观体验、加强文物保护……数字技术使博物馆在实体之外再造了无数个性化、可以随时随地访问的贴身博物馆。博物馆的存在方式与服务方式都将因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发生巨变。

　　用手机对准古建筑，便可以看到古人是如何建造的；用手机对准古籍，便可以看到书页上原本没有的各种数据表格，甚至聆听古人朗读；将手机对准某个特定景点，一个穿戏服的演员就会出现在屏幕上，并在一分半钟内表演一出有关历史的戏剧，用户还可以跟这个虚拟人物合影留念……以往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场景今天已经变成现实。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使博物馆的展览突破了既有的时空限制，给用户以更加多元丰富的参观体验。

　　在这场数字化革命中，我国的博物馆也需要及时跟上世界潮流。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应用数字技术取得了丰富成果，“走进清明上河图”“紫禁城天子的宫殿”“数字圆明园”等数字化项目受到观众热捧。许多博物馆、纪念馆都运用数字技术再现历史场景，不论是原始人日常劳作的场景，还是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战斗场面，在现代仿真技术的运用下，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极大激发了参观者的兴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我国博物馆数字化工作也面临挑战。首先是展品的数字化工作量巨大，目前实现数字化的文物数量较少，难以满足观众数字化参观的需求。我国是文明古国，存世文物仅在国有博物馆就有3750多万件，受制于展览面积和文物保护需要，能展览的并不多。许多文物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有机会展出一次。《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展览时大排人龙、一票难求的盛况把这一矛盾凸显了出来。因此，亟须加大馆藏文物数字化投入。数字化并不仅仅是拍照或录影，而是打造数字化产品。故宫博物院曾经打造五代时著名画家黄荃的《写生珍禽图》数字化产品，使画面上的禽鸟昆虫动了起来，逼真再现了画家精妙的笔法和惊人的对细节的观察与把握。这样的数字化产品需要资金、技术和时间，任务量巨大。

　　其次是运用数字技术深度挖掘文物展品内涵的意识需要强化。我国博物馆数字化尚处于初期，相关网站和应用程序比较简单，与用户的互动不强，需要增强展览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大多数文博应用还是比较沉闷，趣味性和娱乐性不强。目前，青少年群体已经成为我国博物馆的主流参观群体，他们熟悉数字技术，博物馆的相关应用如果被他们视为“落后”“老土”，不利于引导他们养成参观习惯。近年来我国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相关的研究也新意迭出，如何把这些最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数字化展品中，成功的案例还不多。

　　总之，数字化博物馆不能仅仅停留在给博物馆披上一层数字化的外衣，而应该成为推动博物馆深入挖掘文物内涵、立体展示文物价值的契机。

　　“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据说这三个问题是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的三大终极问题，而博物馆恰好可以回答这三个问题。对中国人而言，博物馆也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起源、思考中华文明发展与未来的重要平台，对于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觉都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博物馆要承担起如此重要的使命，就必须积极应用最新数字化技术，讲好中国故事、让文物“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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