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访谈：艺术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作品里有没有人

媒体群访现场，徐琼玉摄

记者：余华老师，您在新书《我只知道人是什么》里面说，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理想，那么您现在的写作理想和对当下中国社会最大的关切是什么？

余华：最大的关切，有时候跟写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说跟你当下的写作没有直接关系，但也许对你以后的写作会有关系。

记者：就是您现在的您现在最大的关切是什么？关于社会跟文学。

余华：社会跟文学，最大的关切。第一是我们那些P 2P平台爆掉以后怎么办？所以比较重要。第二是me two运动，我们政府能不能让他们发展起来，因为现在我看删帖删得的挺多的是吧？诸如此类的，反正新闻层出不穷，但是肯定会有一些发生在你生活周边。

然后文学的话，再阅读一些作品。最近这两年我主要是在读和我同时代的那些外国作家。

记者：余华老师，您说小说家也可以谈政治，但你同时也说小说不仅是小说（音），看上去比较矛盾的说法，应该怎么理解？

余华：小说家可以谈，这就好比农民也可以谈，工人也可以谈。因为政治不是只由政治家来谈的，但是问题是农民他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吧，也许他将来有可能，起码他在谈论的时候还不是政治家。所以他还得做自己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那你有在新书《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中调侃说，自己的小说在日本不那么畅销。那么你有没有思考过，就是日本读者为什么不爱读中国小说？

余华：日本读者他们是不爱读中国小说的，不是关注我的。我那个会议发言完了以后，一个日本的汉学家，也是我的主要译者饭塚荣教授，做了一个统计，说是在日本出版过五本书以上的作家，算了一下，只有四个，那你要是在其他国家可能出过五本书以上的就要多的多。所以好像日本整体对中国文学兴趣就不大，就好比美国整体对外国文学都没有什么兴趣。而且你去日本的书店，看畅销书的排行榜，排在前面的，全是那种实用的，就是一种说明手册。日本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就是一种书名类的书。比如说是你吃什么药，他会告诉你。是这么一种工具类的书。

记者：余华老师您好，我看到你的新书书名《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我记得您在《活着》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您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为了活着其他以外的任何事情。那今天您对“人”和“活着”进行怎样的解释？

余华：我还是这样的观点。不会因为你的那个生活环境的变化，你就选择离开了。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说这是生命对一个人的要求，要求把这他生命延续下去。当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好比假如我被迫放弃写作，那么我难道我就不活了吗？肯定还得活。而且我可能活得还比现在还好。所以这种意思，最好是往越简单越朴素的地方理解越是对的，越往深的地方往往是错的。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新书发布会现场

记者：余华老师，您提到过很多作品完成只是印刷环节的完成，小说的命运将继续在读者中形成。那么你对读者就没有什么要求吗？或者说你期待中理想的读者是什么样的？

余华：期待的读者就是像我这样的读者，能够从别人的作品中读到自己的感受。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这本书有意义。

记者：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人可能阅读量小，其实现在阅读量挺大的，但是主要都是阅读在手机上的一些文章，比较简短肤浅的一些东西，但是阅读这种伟大作品的人越来越少。您怎么看？您觉得这种阅读方式是会影响整个中国整体的民众格局取向吗？

余华：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阅读量还算是不错的，每个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去年在韩国的时候，那个韩国有一个大山文化财团，专门是推广阅读的。我去年是参加他们一个国际文学论坛，来的听众很挺多的。然后他们韩国电力公司要邀请我去做演讲，我就又坐火车去了罗州。结果我在那又遇到那个大山文化财团的两个人，因为我在首尔的时候见过他们，他们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去推广阅读。他们那个电力公司的老总也是希望就是你来讲一次，推荐几本书。反正每个国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中国那当然更不用说了，像这种书香节啊书展啊，这是都是在推广阅读。

记者：那大家看这种微信上的手机上的这种比较浅显的阅读多了以后，会不会影响整体大家对人生或者生命的思考。

余华：对，手机上的阅读肯定是越来越多，然后书本的阅读会相对少一点。这肯定是一个问题。而且阅读一定是在要求年轻的时候，我的儿子，他前段时间跟我说我觉得读得太少了，他已经预感到他过了30岁以后可能就不怎么会读书了。我说那你赶紧读吧。

记者：就是说还是要读这个书本的伟大的作品。

余华：对，这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读伟大的作品。要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的作品。

记者：您在《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中提到鲁迅，鲁迅的小说近年来有从一些教科书中拿走。您怎么看？

余华：也没有全拿走吧，还是留下了一部分。因为我觉得鲁迅他真的是不属于孩子，他是属于一种有了社会生活经验的人，去读他的作品的时候，真正体会到他的作品的力量在什么地方。高中可能已经可以编进去了，如果在小学初中的话，我觉得让他们去理解鲁迅很困难，那我们不排除少数天才，但是对大多数的学生来说的话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应该可以少量地留在那（教科书里）。

记者：还有您也提到，不能只关注那些已经去世的青年作家，也要关注那些在世的当代作家（音）。请问你比较看好现在国内哪些年轻作家。

余华：有一位90后的作家叫孙一圣，写得不错，我觉得这孩子将来假如他要是一直往前写的话，他的路会很长。

记者：您说您选择写作是做是为了不想做牙医。那现在写作是为了什么？

余华：现在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一份工作，你就得不断地往下写。然后相对还是很自由。你要是做牙医的话，病人在那排队，你不得不去拔，是吧？要是写作的话，那个反正也没有人逼着你。我愿意写这些，我不愿意写。

记者：想知道您在新书《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想表达的主要的思想是什么？

余华：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就是当我们在读某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你可以读到很多很多，社会的，政治的，风景的，情感的。但是问题你是不是会读到人，这是非常重要。我在之前在译林出的《文学或者音乐》里引用的：我们只看见工匠，看不见人，看见神父，看不见人……他反正在德国的大街上看到的是从事各种各样工作的人，但是他就是看不到人。这是艺术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你的那个作品里有没有人。这个“人”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去理解？当然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在这本书里面写到两个牙医。我去开罗前，读完那个书。那个书在台湾翻译成《亚库班公寓》。它里面写了好多好多人，而且他写的是整个社会的阴暗面，整个埃及社会的阴暗面，或者说是整个那个阿拉伯世界社会最阴暗的地方。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这个作家一点都不阴暗，所以你看到他写下来的是一个一个的真正的人。假如你要是用一个比社会还要阴暗面的那种心态去写的话，你肯定写不出真正的人来。

记者：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本书《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因为大家聊这么多的关于这本新书《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大家都很期待了，那么这本《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每篇文章都是你亲自选的，你觉得选编这些文章的思路是什么？或者是缘起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家都很关注我们文坛获奖的问题，鲁迅文学奖刚刚公布，也有很多大咖来点评，这34篇里面包括散文诗歌，有没有喜欢的，可以给我们的读者点评一下？谢谢。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简单的说，这就是我个人和文学的关系，里面讲了一些故事。是怎样的一个组合呢？因为我这两三年来基本上就在国外跑太多了。只要你到一个国家，他们有同传的话，就会希望你给一个演讲稿。还有一方面原因是他们希望会议完了以后能够出一本书。就是这样，所以呢我就写了不少演讲稿。那段时间我感觉到我不是个作家，我是某首长的秘书，就是给他们写了不少演讲稿。去年的春天，我又在华中科技大学，方方在那有个项目，然后我就在那儿演讲。结束以后他们又把演讲稿寄过来让给我修改，我本来都不想修改，后来心想不是可以出一本书嘛，所以我就很认真地修改了。修改完了以后，就给译林了。所以我和文学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你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鲁迅文学奖，我都不知道是哪些，我还没看。昨天我在首都T3航站楼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跟东西在微信（交流）。我就告诉他，我在机场马上要去广州了。他问我是不是在T3，说自己刚刚被关了15天评鲁奖，他是评委，刚刚放出来，要回家了。我在休息室里边躺着休息，那时候已经两点多了，他是两点50分的（飞机）。然后我说那我们不用见面，你继续在你的那个登机口待着，我继续在我这躺着吧。因为我们过两天又要在贵阳相见，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见。我就正常登机了。因为我昨天在机场，我还给陆志宙发微信，我说两广有热带低压，是不是到不了广州了。她还给我拍了广州的照片。还好晚点一小时就起飞了。等我下了飞机以后，东西说他的飞机还没飞呢，南宁暴雨。然后等我们吃饭的时候都已经快八点多了，他给我发了微信，说是南宁暴雨，迫降贵阳。这就是当鲁迅文学奖评委的报应吧。

记者：您刚刚有提到年轻作家，那您对现在的刚开始写作的年轻人怎样的建议呢？为什么？

余华：我的建议就是尽量把写作和阅读的时间要分配好，宁愿要牺牲一些写作的时间。当然因为我们那个时代跟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因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已经不愿意去工作了，他就是靠那个写作在养活自己，那他当然需要多写。像我们那个时代的话，我们是工作都是要调动的，就是像我从一个牙科医院调到文化馆一样的那个道理。我可以从容的，不要那么着急地去写作。我可以多阅读一些书。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是由于文革的原因，前面是没有书的，只有文革之后才有书，所以我们是一边阅读书一边写作。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写作之前就已经读了很多书了，但我希望他们还是要读得多一点，为什么呢？根据我的经验，当一个作家年龄越来越大，名声越来越大以后，他读书的时间更少，他应酬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写作的时间都会越来越少，而且他的爱好也会越来越多。这是第一，所以多读一点书，在年轻的时候多读一点书，对将来肯定帮助很大。

第二个就是现在如果是刚出来写作的作家，我还真的认为他们应该各种各样的写作风格的作品都去尝试。不要急于地认为找到了自己的写作的风格。就是尝试了很多很多的风格以后，你才可能会真正找到自己的风格，而你这种风格是可能是是集中了不同的风格，然后转换成了你自己的。

记者：学界普遍认为以您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有一个转型期，那您对这个转型期的定位自己是怎么看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余华： 80年代时候，那个我们当时还被称为先锋派作家，所以有很多评论。我其实是从《活着》开始转型。苏童好像是从《妻妾成群》开始，格非稍微晚一步。所以当时评论家把我跟苏总称为是先锋文学的探子。但是我觉得我们我这种转变是自然而然的，当你面对一个不同的题材的时候，你比如像活着这样的一部小说，当我面对让福贵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他自己的故事时，福贵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这个时候你就要使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一种特别特别简单的语言，把他表述出来。所以这是一种写作中自然发生的变化。假如我要是不写《活着》的话，我可能还是过去先锋文学那个套路在那里。到了《许三观卖血记》的话，我觉得好多那个先锋派批评家的失望是，一个先锋派作家书名有点像赵树理的书名一样。但是那个小说很有意思，在中国都把它当作为是一个传统小说，但是在国外都把它当作为是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后来开始发现中国把它当作为一个传统小说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书名，那个书名确实是很传统。而西方把它作为一个现代主义的小说，依据是这个小说中对时间的处理。我后来认为他们西方的观点是对的。看一部作品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主义的，关键是在于他对时间的处理，而不是他对书名的处理。

记者：看了这您这本《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也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两年很多时间都在国外演讲，您书中也提到说这个占用了您很大时间，然后有好几部小说都甚至开了头都没有写下去。我想问一下，这种生活您现在的安排，就是你刚也提到很多应酬，很多这种类似这种社会活动。那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你说对对您的生活创作产生什么影响？

余华：肯定是很不好的意思。就是经常会把你的写作打断，所以变成你只能写一些短文章，而且你甚至不是写短篇小说，只能写一些那个散文随笔，就是你不能长时间安静下来。因为这种打断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不断出国，另一方面你在国内又有不少和朋友之间的活动，也是会打断。所以我曾经试过，谁也不见，哪个国家也不去。没两个月以后又见面，没办法。生活到了这个这个程度以后，由于尤其我们现在交流又那么方便，所以他们都能够给你定位。所以你像现在还不能瞎说，我现在只能告诉他们我在广州，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南宁什么的，他们用手机定位就查到底在哪里，所以我说谎都不能说了，是吧？

记者：那还有一个就是您跟马原老师的私交也非常好，这次他也来到了这个南国书香节，您在书中提到当年你们是整夜整夜地谈文学，那我想知道您现在有没有跟他有一些交流，那你们的交流的内容是什么？

余华：他去年倒跟马大湾一起到我家来了一下，然后聊了聊。现在聊文学已经没有过去（那种情形）。

记者：那您刚才也说了，现在也经常被打断，所以很多的长篇也创作不出来。那么其实现在目前为止，您最受欢迎的还是像《活着》这样的小说，您觉得就是说有没有这种觉得后面的作品没有办法超过前面作品的压力，或者是觉得有点沮丧？

余华：反正在中国，我想再写出一部书比《活着》更受欢迎，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我早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就是写出我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作品就行。超越自我，不一定是小说受欢迎的程度。你比如说巴金他自己最喜欢的小说，并不是《家》，而是《寒夜》，但是《家》的销售量远远高于《寒夜》。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作家最喜欢的那本书，未必是他最受欢迎的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