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访谈】张丁：家书在战“疫”中温暖回归

　　张丁：为什么说“抗疫路上家书最美”（上）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只恒文

　　张丁，196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研究馆员、副馆长、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秘书长，主编《抗疫家书》《廉政家书》《抗战家书》《红色家书》《家书抵万金》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民间家书的文化价值与抢救性收藏研究》，发表家书研究文章一百余篇。

　　一场对新冠肺炎的抗疫之战，家书、日记、微博、微信成为人们最便捷的工具，记录下这一时期华夏大地上出现的不安与焦虑、牵挂与感动。本周，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就如何看待家书、日记等在非常时期“复活”等文化现象，专访了书信收藏和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

　　中青报 中青网：相对于当今十分发达的移动网络通信，家书已经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文物了。可是在这场抗疫战争中，家书又“复活”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张丁：家书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传递信息和情感的载体，家书实际上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书面对话。因此，写家书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写信人和收信人是在不同的时间进行交流，即他们的对话有时间差；二是写信人和收信人是在不同的地点进行交流，即他们的对话是隔空进行的。如果两个人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比如都在家里，往往就是直接对话了，也很难产生家书。即使是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交流，比如电话、音视频，属于即时通信，也不算家书。在同一地点、不同时间的书面交流，往往叫留言，一般也不具备家书的特征。

　　这样看来，只有人员流动才具备不同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基本条件。如果人员不流动，家人都围绕家庭活动，不分开，就很难产生家书。从历史上来看，家书都是产生于人员流动大的时期，比如早期的军人、商旅，到后来的华侨、文人、去台老兵、知青、大学生、留学生等群体，都写下了很多的家书。

　　说到这次疫情中产生的家书，首先也是因为人员的大规模流动。新冠疫情发生后，国家动员了近5万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湖北等重点疫区，他们匆匆出发，有的来不及与家人告别，有的是瞒着家人就到了前线，也不知道要在那里战斗多久，什么时间才能回家。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别离，而且这次别离不同于一般的出差，是去危险的地方与病魔战斗，有的人走之前甚至做好了各种打算，比如万一有意外等。所以，这次的人员流动是不同寻常的，甚至有点“生死离别”的悲壮。人员流动造成了空间的错位，形成了产生家书的第一个条件。

　　其次，这次的人员流动造成了时间的错位，这是产生家书的第二个条件。在前方的医护人员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全力救治患者，工作任务繁重，特别是在工作期间没有时间看手机，无法与家人即时进行通信联系，这样他们也希望通过家书的形式，与家人进行一些沟通交流。

　　第三，家书交流的优势，也决定了大家选择通过家书进行交流。家书交流的优势除了时空延迟外，还在于背对背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背对背表达避免了当面说话的羞涩、顾忌、急迫等压力，可以冷静、从容地交流；情感抒发既包括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也包括对于父母、子女等亲人的天伦之爱，几乎每一封家书中都有对于当前疫情的认识，对医护人员等的职责和使命等真情大义的表达，当然也少不了尊老爱幼、夫妻恩爱、兄弟相亲等家庭伦理亲情的表达。

　　因此，在这场抗疫战争中，人们选择了通过家书与亲人交流。所以说，家书在这次“战”疫过程中“复活”了，或温暖回归了，成为中国家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家书的写作和传递方式具有新的特点。以往的家书多是通过邮局寄递，留下了邮路的记录。此次征集的家书绝大多数没有经过邮政寄递，而是通过手机等网络发送实现送达收信人的，有的直接写在手机或电脑上，有的写在纸上，然后拍照发送，这是传统家书与现代传播手段相结合的产物。

　　中青报 中青网：在众多的文本中，为什么说“抗疫路上家书最美”？

　　张丁:这次抗疫之战与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历次重大社会动员不同的是，信息格外发达，这些信息包括官方通知、通告，各类媒体发布的消息，特别是数不清的自媒体所带来的信息轰炸，信息的发布和分享极为快捷，可以说，人人都是发布者和分享者、接受者，这方面我们都有体会。在各种信息中，有一种文字或声音令人格外温暖，那就是家书。

　　综观目前所见的“战”疫家书，普遍质量很高。质量高表现在思想深刻、情感充沛、内容丰富等方面。我们知道，一封好的家书不能只是家长里短，也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同时饱含情感，还要拥有较为丰富的内容。思想方面，抗疫家书普遍反映了医者仁心的职责使命、家人之间互相关爱的传统道德、大难当前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情感方面既有对国家、同胞的大爱，也有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的爱与牵挂、夫妻恋人之间坚固纯洁的爱情、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亲情；内容方面则记录了战疫一线的救治经历、疫情期间家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一幅幅抗疫生活史。

　　“战”疫家书也是一部理想的家庭教育素材。“战”疫家书中有许多都是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通信，书写了亲子关系的新篇章。爸妈去了前线，舍生忘死，救治病患，连续多日，坚守在岗位，给孩子做了榜样。孩子在后方家里，关注疫情动态，关注医护人员，关注爸妈，从害怕、担心到理解、支持，从爸妈的表现和抗疫现实中知道了什么是责任和使命，什么是人间大爱，什么是家国情怀，从而转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是家长的镜子，正在进行的抗疫斗争就是一本理想的教科书。

　　中青报 中青网：是什么机缘促使您投入到家书收藏与研究中的呢？请简单介绍一下国内家书收藏的现状。

　　张丁：这要从15年前说起。今年是抢救民间家书项目15周年，本来今年4月准备搞个纪念活动的，但是现在疫情期间，就得往后推了。回首15年前的那个早春，鉴于传统家书日渐衰微的现实，在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苏叔阳等46位文化名人的倡议下，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部门联合发起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宗旨就是广泛征集散落在海内外的中国家书，创建家书博物馆，通过收藏、保存、整理、展示、研究、宣传等手段弘扬家书文化。2009年春项目落户中国人民大学后，成立了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家书常设展，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平台。2016年挂牌成立了国内首家以家书、日记等个人文献为收藏特色的家书博物馆，现收藏有自明末清初以来的各类家书5万余封，日记1000余册，策划推出了十多个常设或临时展，出版家书图书十余册，藏品数字化工作也提上了日程。

　　我从事家书工作的15年，恰逢国家格外重视传统文化，使家书的收藏与研究出现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虽然家书的实用价值有所弱化，可以说基本上退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家书的文化价值却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识和理解。

　　媒体上报道家书的多了。新闻单位持续重点宣传家书文化，家书博物馆影响持续扩大。仅就2019年度来说，《中国档案报》“珍藏书信”专栏和《中国青年作家报》“一封来信”专版，陆续刊登我馆家书故事。

　　社会上收藏家书的也多了。当前专门收藏家书的机构除了我们家书博物馆外，还有上海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上海凡人书信馆、汕头侨批文物馆等，很多公立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都收藏有家书，当然，分布在个人收藏者手里的家书就更多了。总之，家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不再被人为损毁，得到了有效保护，这是我乐于看到的。

　　中青报 中青网：为了留住这些珍贵的档案，自1月底起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开始征集“战疫一线家书”，并把征集范围扩大至所有书信和日记。目前，征集工作进展如何？

　　张丁：作为一种个人视角的书面表达，“战”疫家书写于国家遭受重大疫情灾难的关键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既有每个家庭不同的亲情表达，也有对时局大势的看法，是个体与群体、家与国的统一。

　　由于从事家书工作的缘故，我格外关注这些家书，从疫情一开始就注意收集。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每个逆行的身影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记录，家书就是这些故事的载体。通过他们与家人的书信，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他们在一线的工作生活，了解他们选择奔赴一线的初衷和舍小家顾大家的责任担当，让他们爱国、爱家的情感更好地得到抒发，也能让更多的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家庭，热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必要的事。

　　面对此次疫情以来所广泛涌现的家书、日记，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必须想方设法收集，留下这些十分宝贵的资料。因此，我馆早在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七）就与《北京晚报》合作征集“战疫一线家书”,2月26日，又与《中国妇女》杂志社、学习强国等合作，启动“声传家书 致敬天使”抗疫家书征集活动，目前已征集到多封家书，发布了10篇家书故事。

　　截至目前，我馆征集到的各类书信超过了300封，日记超过了300篇。这些书信多数是电子版，少数是纸质版。作者有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警察、记者、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在后方的校长、老师、学生、家长等。日记的作者有机关干部、博物馆馆长、诗人、作家、学者、科普老人、海外华人等。捐赠途径，多数是从网上发来的，有的先发来了电子版，也有的快递来了纸质版的家书，我们已做好登记，等疫情结束、正常上班后，我们会系统进行专业化整理，然后给每个人制作寄送收藏证书。（未完待续）

　　【明日请看：从写作和欣赏的角度，如何看待书信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