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者2》：商业成功大于美学创新

参考消息网10月31日报道  《使徒行者2》落幕，关于此剧编剧层面的创新与成败，自有观众眼光来评价，特别是专注港产电视剧三十余年的资深观众，一定有很多话要说。就内地观众而言，对港剧（尤以TVB制作作品）的爱好与迷狂心态，是伴随着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同步进化的。

从最早期引进的电视剧《霍元甲》，及至后来TVB制作的《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和《上海滩》引发的“万人空巷”狂潮，再到上世纪90年代黄金时段的港产刑侦、武侠与城市爱情等类型剧集，一部港剧在内地的迷狂史，不啻一代观众接受外来世界的发展史。

“末路英雄”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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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观众对全球影视作品及工业的熟悉程度有着本质改观，他们对于日益陷入巨作俗套与明星青黄不接状况不能自拔的港产电视剧集，不免多了几分“末路英雄”的悲壮同情。2014年的《使徒行者》第一部，主演为当年已经是正派老戏骨的“杨康”苗侨伟，这除了彰示出他老而弥辣的表演素质与人气之外，亦反映出TVB自身不断打“怀旧与互文本”牌的状况。

这种情况早在1970年代的《龙潭群英》已出现过，但当年是青年周润发搭配中年黄新，情形又与今日有所不同。今日的苗侨伟，是已经历过港剧神话年代的资深“明星”，对内地观众而言，更是如同集体回忆一般的存在。《使徒行者》剧作建立在观众其实已经不觉新鲜的“卧底”题材上，依靠2010年代的视听语言革新，与苗侨伟与佘诗曼等中生代演员的互飙戏码，建立起新的标志性剧集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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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相比第一部，《使徒行者2》的大胆之处也更为突出。演员阵容全面换血，除了首部里标杆性的苗侨伟及“欢喜哥”许绍雄等，主要演员几乎全部被换尽，袁伟豪、周柏豪、黄翠如等新鲜面孔，更符合当下观众对新血液的期待。此剧更是内地视频网站与TVB的联手之作，直接面对数亿大陆受众。早年的港产剧集虽然为内地观众所热爱，但也会被指责由于在摄影棚拍摄导致“制作粗糙”，而《使徒行者2》开场的连番大场面与东南亚实景拍摄，以及在具体场面中费心构建的电影化镜头语言与光线布置，都在强调其在积极适应广大新兴观众群体欣赏口味的升级。

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港产情节剧的衰落同1980年代邵氏制片厂的衰落异曲同工，这直接催生新的制作与发行模式并倒逼美学创新。《使徒行者2》在近十余年的港产类型剧恶性循环中，杀出一条血路，是否是里程碑，尚未可以定论，但这种尝试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其实意味深长。

映照今日之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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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据《使徒行者2》的成绩论断今日港产剧的成败，颇不客观，因为该剧只是香港制作播出机构“无线电视”的一部作品。尽管无线昔日的竞争对手“亚洲电视”已然寿终正寝，但近年来“有线电视”、“香港电视娱乐”等机构加入电视剧制作战团，港产剧集的风格化也开始悄然形成。

例如，香港电视娱乐制作的《大卫与玛嘉烈》系列，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实验性倾向，这与惯常华语电视剧意识形态与制作手法的保守特点，非常不同。而无线电视近年来制作的电视新剧中，不乏《城寨英雄》、《张保仔》等关注香港本地历史的作品，与上世纪末不断重现的民国时代与武侠世界形成鲜明对比，这同其他机构的小成本创意制作一样，呈现出当代香港视觉娱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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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者2》置身一个更开放包容的时代，虽然仍难以达到“剧力万钧”的程度，然而从台词及具体桥段的设置来看，该剧并没有完全脱离惯常港剧的急躁节奏，人物身份虽然有《无间道》式的模糊面相，但具体的忠奸本质有时会急不可待地被揭示出来。剧中时不时亦会有些耳熟能详的改良版“金句”出现，或许证明该剧仍是一部主流化而非风格化的剧集，其成功的意义，亦更多是商业层面上的，而非美学层面上的。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剧集将人物命运捆绑于每一集开头的名言引用上，以此外化世事无常的繁琐心战。这种气吞山河的意味，正与剧中集中展示的香港拥挤城市空间形成耐人寻味的对照。

事实上，在过往的经典港产剧集中，城市空间的压抑经常被处理成假想性的释放。比如，在摄影棚中搭建古典山水，或在现实街市上使用广角镜头拍摄，来消解这座立体城市的某种刻板化。而今，题材上不避讳甚至将极端恶劣居住空间的历史与现状（比如深水埗与已经消失的九龙城寨）作为剧集与电影的场景建立选项，呈示出香港影视创作者愈加包容开放的姿态，亦展现出强烈的为“我城”进行全方位历史铭刻与书写的愿望。《使徒行者2》当然重心不在此，这部剧集有意无意呈现的创作心态，却与此时此处的潮流与趋势，不谋而合，即意识形态批评所谓的将传播力巨大的媒介作为一种软性话语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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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通观众，当然不必理会这些，回到《使徒行者2》本身，经历过第一部的惊艳、电影版不厌其烦的反转带来的生拉硬拽感，这部没有了佘诗曼却有宣萱、阵仗庞大而格局并未完全跟上的最新泛华语（同样有普通话与粤语）剧作，映照了观众与制作机构在今时今日的变与不变，作为一面鉴镜的意义，一定大于商业成功范本本身。